苗子兄死了。

　　我听见噩耗之后很从容镇定，凝重了几秒钟，想了想他温暖微笑的样子……

　　意大利、西班牙那方面的人死了，送葬行列肃立鼓掌欢送，赞美他一辈子活得有声有色、甚至辉煌灿烂。听说往时河北省一些地方，老人家死了，也是像闹新房一样热闹一场，讲些滑稽的话，真正做到“红白喜事”那个“喜”的意思。

    地区有别，时代也不同了，换个时空，使用不当很可能酿成天大祸事。

　　苗子兄死了，成为一道清流绝响。上世纪三十年代漫画界最后一个人谢幕隐退了。

　　苗子兄第一幅漫画作品发表在一九二九年——十六岁；我一九二四年生，五岁；没眼福看他那第一幅画。一直到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刻木刻懵懂过日子，接到苗子郁风兄嫂他们两位从南京来信要求收购我的木刻的毛笔信之后，才认真地交往起来。那时我二十三岁，他们也才三十二三岁，六十五六年前的事了。

　　十六岁孩子可以哄抱五岁孩子；三十二三的青年跟二十二三的青年却成为终身知己。

　　跟他们两位几十年交往，南京、上海、香港，最后几十年扎根北京，四个大字概括——

　　“悲、欢、离、合”。

　　他自小书读得好、字写得好，因为跟的老师邓尔雅先生、叶恭绰先生……了得。我哪谈得上学问？我只是耳朵勤快，尊敬有学问的人。

　　我觉得自己可能有一点天生的“可爱性”；向人请教，向人借书，人家都不拒绝。据说藏书丰富而爱书如命因之“特别小气”的唐弢先生，叶灵凤先生，阿英先生，常任侠先生，黄裳老兄，苗子老兄，王世襄老兄，对我从来都是门户开放，大方慷慨，甚至主动地推荐奇书给我，送书给我(黄裳兄送过明刻家黄子立陈老莲《水浒》叶子和《宝纶堂集》……)。

　　苗子兄的书库等于我自己的书库，要什么借什么，速读书卡片一借就是三月半年，任抄任用。包括拓片画卷(王世襄兄多次亲自送明清竹根、竹雕名作到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来，让我“玩三天”、“玩一礼拜”……)。

　　这种“信任”，真是珍贵难忘。

　　零六年中秋，苗子、郁风兄嫂到凤凰玉氏山房来。郁风老姐告诉我，这两年重病期间，“肚子里凡是女人的东西都取走了”。其实她脖子上的创口还没有拆线。随行的客人中有两位医生夫妇。

　　在玉氏山房，郁风老姐说什么我们都听她的。

　　“给我画张丈二……”

　　好，丈二就丈二，纸横在画墙上，上半部画满了飞鹤。她说：“留了空好，回北京我补画下半张……我们全家还要来凤凰过春节！”

　　中秋，几十个凑热闹的本地朋友一起欣赏瓢泼大雨，还填了词，我一阙，苗子兄和了一阙。

　　天气转好的日子，还到我的母校岩脑坡文昌阁小学参观，请了几顶“滑竿”抬他们，回来，她居然把“滑竿”辞了。

　　她说：“这学校风景世界少有！”

　　当然！那还用她说？我想。

　　回北京不久又进医院，死了。

　　郁风大姐跟苗子老兄不一样。爱抬杠！而且大多是傻杠。有时弄得人哭笑不得，有时把人气死。怪不得有次苗子兄说：“哪位要？我把她嫁了算了！”

　　郁风大姐自从变成老太婆以来，是个非常让人无可奈何的“神人”。有一年在我家的几十人的聚会上，交谈空气十分和谐融洽，临散席时，一位好心朋友对郁风大姐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可以打电话给我。”猜猜这位老大姐如何回答？“唉，算了！你都下台了，还帮什么忙？”(老天爷在上，这是原话。)

　　好心朋友是诚恳的，郁风大姐也不伪善。

　　全场鸦雀无声。

　　谁想得到，翻回几十页历史去看我们这位大姐，做过多少严密审慎大事，经历多少需要坚毅冷静头脑去对付的磨难，她还是一九三六年长征干部待遇，天晓得她干过什么事，说的话却像刚从子宫里出道。

　　苗子兄东北劳改四年半，秦城监狱七年半，共十二年。一生重要的十二年就这么打发了。

　　去年八月间，毛弟把他从医院送到万荷堂来吃了一顿饭，不单吃相可人，我还认为他不久就能从医院回家。

　　饭后我们还大谈了一番人生。又提到画画的老头剩下不多了，他还说：“你算不得老！”我连忙接着说：“当然！当然！你十六岁发表作品时，我才五岁。你肯定是前辈。”

　　又提到眼前剩下许麟庐、他、我三个人了。(恐怕还有几个，只是说不清楚……)吃过饭，坐毛弟的车走了。第四天，许麟庐兄去世。我还打电话：“喂，许麟庐没了，剩下咱们俩了！”

　　他：“哈！哈！哈！”

　　苗子兄对学问，对过日子，对人都是那么从容温润，所以他能活到一百岁。

　　对世界，他不计较。

　　从秦城监狱放出来第二天我去看他，见面第一句话是笑着说的：“你看，你看！搞了我七年半。”

　　记得抓走他两口子的那天上午，我从牛棚扯谎“上医院”，在东单菜市场买了条尺多长的鲜草鱼到芳嘉园去。一进门，光宇的夫人张妈妈看见是我：“哎呀！你还来？两个刚抓走——你快走，你快走！”

　　我问孩子冬冬呢？

　　“我管看！我管看！你快走！快走！”

　　“四人帮”覆灭之后，被烟熏火燎所剩无几的蚁群又重新聚成残余队伍。这零落的队伍中，有的没过上几天好日子、没笑上几声就凋谢了。浅予没有了，丁聪、郁风和苗子赶上了好时候，算是多活了几年。

　　苗子脾气和顺，闲适，宠辱不惊，自得其乐，连害病都害得那么从容。躺在医院几年，居然还搞书法送人，做诗与朋友唱和。

　　一个人怎么可以弄成这种境界呢？可能是从小得到有道德、有学问的长辈熏陶，加上青年时代的运气和敏慧，吴铁城、俞鸿钧诸人的提携；本身优良的素质，做了大官没有冲昏头脑，没有腐化堕落，常年与书为伴，懂得上下浮沉的因果关系的原故。解放后面对没因由的坎坷那种从容态度，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所以“仁者寿”。

　　苗子兄也有很多很多好笑的地方。他的出生、学识、经历，自小都浮在文化和政治的上层(东北劳改四年半除外)，说来说去可算是一种特殊的“纯洁”。我和他不一样，自小就没有受过严格端正的教育，靠自己哺育自己，体会另外半个世界的机会比他丰富。他清楚这一点，正如孔夫子说过的：“吾生也贱，故多能鄙事。”

　　手工艺方面不用说。我帮他用葡萄藤做过一把大紫砂壶的高提梁；帮他在铜镇尺上腐蚀凸出的长联书法，他都惊叹我为“神人也”；就拿一般的生理常识，他也是一窍不通，幼稚得无以复加。

有个下午忽然接到他的电话：

　　“永玉，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叫‘乳沟’？”

　　我说：“你干嘛不问郁风？”

　　又有一年冬天，忘了是晚上还是白天，他来电话：

    “永玉，怎么我的睾丸不见了？”

　　我了解这个问题，我在农村劳动有过这种经历：

　　“天气冷，躲到肚子里头去了。”

　　“哦！哦！”

　　六十年代我住在北京站罐儿胡同的时候，某一个月的月底，他笑眯眯地走进屋来：“月底，没有钱了吧？哪，这里五块钱。哈、哈、哈……”

　　见鬼！哪个叫他来的？

　　一切都过去了，我们这帮老家伙剩下不多了。

　　对于苗子兄的一生，觉得他有一件大事没有做。他“王顾左右而言他”，他来得及的时候没有做(比如从秦城监狱出来的时候，他跟人常做诗唱和，认为十分有趣开怀，其实浪费了情感和光阴)，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应该做；或早已意识到该做而为某种戒律制约没有做；那就是写一本厚厚的、细细的“回忆录”。

　　不写“回忆录”而东拉西扯一些不太精通的“茶”、“烟”、“酒”的东西干嘛？这类材料电脑一按，三岁小孩都查得到，何必要你费神？你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善茶。可惜了……

　　你想，当年儿时广东的文化盛景，其尊人跟叶恭绰、邓尔雅诸文士们的交往活动，有多少写多少，会是多么有益于后代的文献！

　　后来在上海，文化界的活动，漫画界诸人，黄文农，张光宇、曹涵美、张正宇三兄弟，叶浅予，陆志庠，高龙生，汪子美，黄尧，蔡若虹，华君武，张英超，以及后来的张文元，特伟，廖冰兄……诸人的活动，还有文化界重要的“孟尝君”——邵洵美……还有电影界的那一帮老熟人，王人美，赵丹，金山，顾而已，陈凝秋，金焰，白杨，陈燕燕，唐纳，高占非，魏鹤龄，阮玲玉……在你，都是熟到家的朋友。接下来写你的官运旅程，吴铁城，张学良，俞鸿钧，蒋介石，戴笠，王新衡，宋美龄……以后的重庆生活，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还有一些特殊的朋友，潘汉年，夏衍，唐瑜……包括杨度，杜月笙，黄金荣，蒋经国……

　　串在一起的大事，零零碎碎的小事，没有人有你的条件，有你的身份，有你的头脑，有你的记忆力和才情。这会是一部多么有用的书，多么惹人喜欢的书！多么厚厚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你看你看！你不抱西瓜抓芝麻。你看你居然就这样死了……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夜十二点 万荷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