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清醒地区分何者为创新，何者为制造绯闻而“出名”的伪装机制和“游戏大腕”。两位性感女郎与888条蟒蛇同眠，压根就是商业性竞技娱乐。80年代，卡普罗在柏林墙内沿用奶油和蛋糕砌成一段“柏林墙”，垒成后旋即被观众分而食之，大快朵颐。他用智谋预设了“偶发”的必然，使观众的趋乐心理服膺于一个政治寓言的共同“堆砌”和咀嚼。

　　——约瑟夫·博伊斯《沼泽行动》(1971年)

　　本土行为艺术的合法化危机

　　行为艺术在中国本土面临着合法化存在的困境，关涉到行为艺术自身从策略到语言的自我完善——如何能够像京剧、芭蕾舞或唐诗、交响乐那样精湛、深邃，成为另一种经典艺术形态。这种期望或许带有乌托邦色彩，但也必须承认，合法化的前提必须经由一个知识构型的整合过程，方可能澄清多重附会的迷津，改变“前卫企业”的零售小贩身份，涤除媚俗传媒施加的无聊噱头影响。

　　国人向来有种根深蒂固的附会癖，这首先源自封建法西斯后遗症——“文字狱”在世界文字史和政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它反映在行为艺术的认识论上，惯常隐现出某些极“左”主义幽灵，诡秘地撤销、关闭“有行为倾向”的展览。这种举措既无充分的法律依据(治安法或艺术法〉，又无艺术学科规范方面的科学依据，因而“殃及池鱼”的现象，在当下艺术展览中已是见多不怪，它几乎隶属于行为艺术的添加剂或作品的成立要素。附会癖的另类表现则是泛行为主义，即使在专业的艺术媒体中，时而也会冒出一些“博学先生”，使出附会的解数，一直把行为艺术“索隐”到“竹林七贤”、俄罗斯“癫僧”、李太白醉戏贵妃研墨、高力士脱靴乃至希特勒纳粹军事化的“CI形象”，甚至为行为艺术安上“文人无行”的封建诟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后一种附会，泰半出于“阿Q精神”加“革命功利主义”的综合症，而且渊源有自。

　　如此一来，行为艺术在本土遭受到强烈的语义感染，无论是恶意的附会或是善意的(实则是蒙味)的自我增势，都极大地误读(并在一定程度上贬害)了行为艺术的肌理。

　　行为艺术的学理边界

　　从艺术史的史实考释，行为艺术是发韧于60年代末而多相衍化到当今的一种国际化的艺术形态和样式，它与装置艺术(installationart)同步生成而早于录影艺术(videoart)。西方行为艺术的经典文本大多产生在70年代，尤其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的欧美国家。80年代，由于西方艺术界的新形象(newimage)运动使然，遂趋于偏锋地位，但它在90年代的亚洲却获得了无可替代的先锋精神，反过来又在国际艺术格局中激发出新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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