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北部燕国的方孔圆钱“召刀”是由刀形的“召刀”演变而来；而东部齐国的方孔圆钱“三化”（即贝益化、贝益四化、贝益六化，化者音货，即通行无阻之货币），则由刀币（即三字刀、四字刀、五字刀、六字刀）演变而来。为什么齐、燕两国币制沿革一脉相承，这与当时政治、军事、经济有关。

        公元前314年，燕国太子昭的父皇哙效仿舜、禹禅位，让位于国相子之而内乱三年。齐宣王乘机伐燕，哙与子之被杀。据《战国策·燕策·昭王求士》载：“昭王收破燕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欲将以报仇”。自召公被西周武王始封燕地后，到燕昭王已有755年的基业。期间，使用的国币，最主要最多的便是刀形的燕召刀（约17克/枚），它是以祖皇召公的召字命名的刀币（燕昭王也有召，并以方孔圆钱召刀继之。约5克/枚）。

    进入战国以来，由于人口大增，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农业进步，手工业发达，商业随之兴盛。诸如齐都临淄、韩国上党等地的大、中、小商市繁荣且“日中做市，聚天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载），各式各样大量的货币流入众多市场。从西周原始铲形空首布的诞生，到东周以来刀、布、贝币和圆钱四大钱系的形成，导致先秦铜币量多版杂、形制各异且轻重不等，多有铸地名称。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想见商贾可以私铸，官府并不禁止”；泉学前辈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也多处论及先秦铜铸邑地铭文钱，可见当时铸币形式多且地区复杂。这与富商从政、自由买卖土地和社会各阶层发生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

    到了战国中期，东周衰落，诸侯割据称雄，战争连年不断。由于军费开支猛增，又很少得到商贾支持，加之交战国之间敌币不用，国币不足，因而，在货币运行中经常出现禁而又行，行而复止，货币流通严重受阻的困难局面。自商鞅变法（前361年）以来，秦国日渐强盛。《史记·秦始皇本纪》疏：“惠文王生19年而立，立二年（前336年），初行钱（即战国半两，方孔圆钱之鼻祖）”，遂政府专权，垄断铸币，“天子贺行钱”（《史记·六国年表》载）。

    从此，货币流通领域中的矛盾在秦国得以彻底解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25年后），燕昭王效秦钱法，经济用铜，鼓铸大量方孔圆钱“召刀”（值一刀形召刀），并与燕明刀并用，以满足“金台招士，厚币纳贤，养兵恤民”之需求。至此，燕国便从几至亡国的燕国，转变成燕国最强盛时期的燕国。昭王在位28年后，联合赵、魏、韩、秦等国，令乐毅（魏名将乐羊之孙）统兵伐齐，破齐70余城，“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唯莒（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

    前279年，昭王死，燕惠王即位，齐施离间计迫使燕弃乐毅而令骑劫为将。齐则用火牛阵以少破燕，夺回失地。齐虽胜但五年战争大伤元气。自齐襄王继位，见齐刀（约47克/枚）行使不足，折方孔圆钱铸行省料，工艺美观，币轻易携，行用方便；又觉与华夏天圆地方天地一统传统观念相吻，遂效秦、燕始铸复国方孔圆钱“三化”，即贝益化（约1.6克/枚，值一齐刀）、贝益四化（约6克/枚，值四把齐刀）、贝益六化（约9.5克/枚，值六把齐刀，贝益三化为最早的有廓方孔圆钱）。所谓贝益者从益从贝，本为齐币专用字，表示齐刀始铸时币材重量为益，又表示币值为贝化20朋（1朋为海、骨、石、陶等贝10或大海贝5）。而“三化”实则从贝不从益，三种币皆以虚重实值的形式，始铸并与刀币共同行使于当时社会。

    从两国交战到两败俱伤，齐、燕命运如此相同；从行用刀币到减重阿堵，两国刀、化沿革异曲同工。尽管方孔圆钱在先秦众多古币中少之又少且行使期又短，但它们共同的经济作用及其历史价值反过来又影响秦。前221年，秦灭六国，始皇建立了中华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不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而且废除了刀、布、贝币，结束了货币流通领域中的混乱局面，最终“以半两同天下币”，统一了币制和度、量、衡。从此，方孔圆钱为历朝历代沿用2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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