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一位离我们渐行渐远的艺术大师，他已经逝世五十周年了；齐白石，一位矗立在古典与现代交汇点上的艺术高峰，当我们与他拉开了一段时间距离之后，却愈发体味到了他的巍峨与博大；齐白石，一位出身于民间艺术，继承了传统艺术，同时也开启了现代艺术的世界文化名人，他的艺术影响力和文化辐射力带给后来者无限的创造空间和精神启迪，几代艺术家都在有意无意中领受着他的艺术恩泽，并将继续承受他的艺术影响与文化辐射。

　　今天，我们是站在新世纪的历史方位，回望那个五十年前辉煌谢幕的老人。拨开历史的轻纱，透过时光的烟尘，我们看到了什么？或许，笼罩在白石老人身上的五彩光环，如今已然褪去，但是，那位从湖南乡间小路上踽踽独行而来的艺术虔徒的身形面影，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真切——

　　他一生坎坷，因此必须以超出常人千百倍的努力与奋争，才能越过坎坷走上坦途；他一生跌宕，低微的出身成为他永难摆脱的魔咒，为此他必须把自己的心灵磨得粗糙而坚硬，以远远超越时人的本领来为自己的成功之路奠基；他生逢乱世，亲历着几十年未曾断绝的天灾人祸，兵匪战乱，外敌入侵，他必须以一己之微力在其中周旋与挣扎，加之亲人离散，他乡羁旅，上不能事亲尽孝，下不能护佑儿孙，他所唯一拥有的利器，只有一支秃笔，他要靠它一刻不停地耕耘墨海，栽种稻粱，养家糊口，安身立命。因此，他活得很累、很苦，他很寂寞，也很孤独……

　　（一）

　　齐白石一降生就遇到了一个如影随形许多年的魔鬼，叫做“贫穷”。齐白石1863年11月22日出生在湖南湘潭白石铺杏子坞星斗塘一户贫农的家里。祖父齐万秉为他取名叫做纯芝。他是这个农家的长子长孙，他的生日又正好与祖父是同一天，这使全家人，尤其是老来得孙的齐万秉非常高兴。不过，他的出生也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增加了吃饭的压力。他们家只有几间破屋，一亩水田，打的粮食根本不够全家五口人吃，无奈，他的祖父和父亲只好跑到外面去打零工，虽说挣不到几个钱，至少可以在雇主家里吃上一顿饱饭。

　　齐白石一生只上过一年学，还是跟他外祖父读的那种不交学费的蒙馆。然而，齐白石天生就是一个读书的虫子，连放牛砍柴都带着书。有一回，他只顾读书，忘了砍柴，粪也捡得很少。回到家吃过晚饭，祖母忍不住对他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其晚年所作的《白石老人自述》中，记录着这样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祖母训诫”：“阿芝，你父亲是我的独生子，没有哥哥弟弟，你母亲生了你，我有了长孙子，真把你看作夜明珠、无价宝似的。以为我们家，从此田里地里，添了个好掌作，你父亲有了个好帮手哪！你小时候多病，我和你母亲，急成个什么样子！求神拜佛，烧香磕头，哪一种辛苦没有受过！现在你能砍柴了，家里等着烧用，你却天天只管写字，俗语说得好：‘三日风，四日雨，哪见文章锅里煮？’明天要是没有了米吃，阿芝，你看怎么办呢？难道说，你捧了一本书，或是拿着一支笔，就能饱了肚子吗？唉，可惜你生下来的时候，走错了人家！”

　　即便放到今天，这番“祖母训诫”的分量也是很重的。它标示着一种人生取向决定着孰轻孰重的人生价值——吃饭永远是第一位的，读书写字只能排在后面。齐白石从此把这个道理牢记在心。此后，他虽然带着书上山，却总是把书挂在牛角上，先把粪筐捡满，把柴砍够，再取书来读。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在放牛的路上绕到外祖父那里去问，就这样，他把一部《论语》读完了。

　　正是从幼年开始，齐白石的心里埋下了一个心愿，那就是：要用自己超凡的勤奋和智慧，帮助全家摆脱贫穷，吃上饱饭。

　　齐白石并不缺少天分，更不缺少勤奋。他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一位良师，这就像一株好苗子需要一块沃土一滴甘泉一样。而命运似乎也很偏爱这个聪明过人的孩子，总是在关键的人生岔路口上给他带来一些机遇。从15岁到27岁，在这短短十二年时间里，他不断改行不断拜师，一步步完成了从一个放牛娃到一个乡间画师的角色转换。尤其是他在为当木匠还是当画匠之间犹豫不决时，遇到了当地最有名的文人画家胡沁园，热情鼓励他“卖画养家”，并愿意收他为徒。这对齐白石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人生选择。他后来曾忆起当时的情形：“我在胡家，读书学画，有吃有住，心境安适得很，眼界也广阔多了，只是想起了家里的光景决不能像旁人那样胸无牵挂。干雕花手艺，本是很费事的，每一件总得雕上好多日子，把身子困住了，别的事就不能再做。画画却不一定有什么限制，可以自由自在地，有闲暇就画，没闲暇就罢。画起来也比雕花省事得多，就觉得沁园师傅所说的‘卖画养家’这句话，确实是既方便又实惠……因此，我就扔掉了斧锯钻凿一类家伙，改了行，专做画匠了。”谁知这一扔，竟扔出了一个开宗立派的大画家来！

　　从木匠到画匠，这一根本性的角色转换，给齐家带来的最直接的实惠，是他家的饭碗有了充足的保障，母亲紧皱了半辈子的眉头开始慢慢舒展开来，最高兴的还要数他的老祖母，她对齐白石说：“阿芝，你倒没有亏负了这支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却在锅里煮了！”

　　齐白石就为回报祖母这句由衷的赞语，饱蘸浓墨为自家屋子题写了两个大字“甑屋”，意思是“可以吃饱了，不致于像以前锅里空空的了！”

　　齐白石把“甑屋”二字刻成一个印章，这个印章一直陪伴他到晚年。而自幼形成的对贫穷和饥饿的恐惧，也几乎伴随了他一生。如今坊间流传着很多齐白石晚年如何抠门、如何财迷，如何对润格斤斤计较的笑话，殊不知那都是源自这种浸入骨髓的恐惧。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文化名人罗家伦对齐白石一向推重，就连他也对白石老人的“土佬儿”做派大惑不解，他曾写下这样一段值得玩味的文字：“我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曾偕陈师曾、邓叔存几位朋友去拜访过白石老人。一进大门就看见屏门上贴着画的润格，进客厅后又看到润格贴在墙上，心中颇有反感，以为风雅的画家，何至于此。到现在看到他这篇自述，了解他从童年一直到老年为生活而艰苦奋斗的情形，使我以前的这种反感，也消释于无形了。”

　　（二）

　　齐白石以卑微的出身闯进画坛，就如同一个乡巴佬闯进了门禁森严的宫殿，他立即被视作“非我族类”，遭到了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有意无意的歧视。

　　不去计较，是齐白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自慰之言。那是因为，如果他硬是计较这些是非，他将一天也无法在这个势利的圈子里立足。卑微的出身，使齐白石习惯了遭人白眼，也习惯了忍气吞声，他总是在心里骂娘，却从来不愿直面那些冷言冷语。然而，他每次受到冷遇和侮辱，都会激发起无穷的斗志，他只能以加倍的发奋和加倍的钻研，用真本事真玩意去堵住那些势利眼的嘴！

　　中国文人画家历来讲究诗书画印诸艺兼擅，齐白石既然闯进了这一行当，自然要对这些艺术门类都有所了解。学诗是文人画家的基本功。自从拜了胡沁园先生为师，齐白石就开始苦读诗书，练习写诗。当时一班年轻人还在一起结了个诗社，叫做“龙山诗社”，其核心社员有七位，就叫“龙山七子”。因为齐白石年纪最大，就公推他做了社长。不过，齐白石心里很清楚，若论读书底子，“龙山七子”中的任何一位都比自己强，作诗的功夫也比自己深得多。然而让齐白石唯一感到自信的是，在当时的科举时代，他们的写作多少都有点弋取功名的心理，下功夫最多的是科考中必备的试帖诗。试帖诗虽然工稳圆转，声律谐和，但却拘泥板滞，毫无生气。而齐白石虽不太讲究平仄和典故，却直抒胸臆，平实自然。在众人趋同的世风里，倒显得风格迥异，令人耳目一新。

　　从画匠到诗人的角色转换，带给齐白石最大的变化就是，他开始从一个靠手艺为生的匠人（在许多人眼中画匠也是匠人）蜕变为一个靠艺术立身的画家了。如果说，他作为画匠游走于乡间，虽生意兴隆却很难登上大雅之堂，而画名亦不出乡闾。一旦成为诗书兼擅的画家，也就意味着他具备了一个文人画家所需要的资质和修养，他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展示他的才华了。

　　在这方面，一个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当时在全国学界极负盛名的湘潭大学者王湘绮先生慨然应允，接纳齐白石为门生。这使他在湖南知识界的地位得到了巩固。此后几年，他开始云游南北，五出五归，书画结缘，诗文会友，结交了天下名流，其中不乏一时俊彦，文豪诗擘。

　　然而，当齐白石五十五岁时移居北京的时候，他忽然发现他又重新被鄙视和偏见包围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他的歧视从来也没消弭过，只不过在湖南一带，他的成就和名气早已盖住了那些嫉妒的白眼，然而，到了人文荟萃、藏龙卧虎的北京，情况就迥然不同了。

　　“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这是多年以后，白石老人对初至京城时的落寞生涯的真实写照。

　　还有一件事可以印证齐白石当时的窘迫处境：有一次，他应邀到一个大人物家里应酬，满座皆是名流显宦，惟有他穿衣打扮平平常常，坐在一个角落里谁都不来理睬。他自悔不该贸然前来，讨此没趣。幸好这时梅兰芳来了，他们前几天见过一次面。大名鼎鼎的梅老板抛下众人，径直来到齐白石跟前寒暄交谈，令举座皆惊，齐白石的尴尬才算解除。事后，齐白石精心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赠给梅兰芳，还题诗致谢：“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我大胆地揣测，如果没有这一段沦落京师的生涯，没有那些自命不凡的同行的反向刺激，没有京城里被齐白石视为唯一知音的陈师曾先生的直率建言，就不会有齐白石的“衰年变法”；而如果没有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衰年变法”，则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又怎么会有齐白石的名字呢？

　　（三）

　　齐白石漫长的一生中，经历了前清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权、日寇占领等各个时期的官府统治，对他来说，这些官府衙门一个比一个腐败一个比一个黑暗，如狼似虎，欺压百姓，他一介草民只能是避之唯恐不及。

　　在齐白石晚年的回忆中，他对6岁那年的一件小事总是念念不忘——那年他们乡下来了一个清朝的小官僚，耀武扬威地在白石铺一带巡查，乡亲们很少见到官老爷，就拖男带女地跑去看热闹。邻居三大娘也想带着小阿芝去看官，就问他去不去，他说“不去”！母亲就跟三大娘说：“你瞧，这孩子挺别扭，不肯去，你就自己走吧！”当邻居大娘悻悻而去，母亲却把齐白石大大地夸奖了一番，说：“好孩子，有志气！黄芽堆子哪曾来过好样的官，去看他作甚！我们凭一双手吃饭，官不官的有什么了不起！”白石老人说，我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母亲的话，我是永远记得的。

　　然而，你不想接近，并不等于官场不来找你。特别是在他定居北京之后，更无法摆脱那些贪官污吏的纠缠了。那些人时常上门来软磨强索，令齐白石不胜其烦，却又无可奈何。悍吏横行，民不聊生，使他激愤在胸却敢怒不敢言，只能用诗和画来曲折地发泄内心的忿忿不平之气。譬如，他目睹了当时官场的萎靡和腐败，比前清末年更是变本加厉，前清的官吏早晨总要到衙门去点个卯，可是这时的官面中人，白天不办正事，晚间酒食征逐，吃喝嫖赌，他气愤地画了两幅鸡，并题了一首讽刺诗：“天下鸡声君听否？长鸣过午快黄昏。佳禽最好三缄口，啼醒诸君日又西。”他还画过一幅非常有名的《不倒翁》，题的那首诗令人拍案叫绝：“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

　　最令后人感佩的是，白石老人在国难当头、日寇入侵的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凛然正气和民族气节。北京沦陷之后，他避门不出，也很少见客。当时，齐白石在日本的名声很大，很多日伪高官都想得到他的画作和印章。于是，想方设法接近齐白石，请他赴宴，送他礼物，还要跟他合影，邀他去参加各种“盛典”……对此，齐白石一概回绝，他们设的任何圈套都是枉费心机。

　　齐白石老人天天提心吊胆，在忧闷中过着苦难的日子。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感到没有精力和心思跟那些小人周旋了。于是，他先是在自家大门上贴出一张告白：“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随后又贴出专门针对那些日本翻译官的告示：“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难报答也”；当他发现这些告白依然无法阻止这些滋扰时，断然贴出最后的告示：“停止卖画”！从此以后，无论南纸店经手的还是朋友介绍的，一概谢绝不画。对于一位终生以卖画度日的老画家来说，做出这样的决定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勇气和代价啊！

　　家乡亲人知道老人不再卖画，非常担心他的生计，来信问候，他以诗言志：“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饕。”表示宁可饿死，也决不去当“国贼”！

　　在停止卖画的年月里，白石老人写下了几首著名的题画诗——在友人画的山水卷上，他写道：“对君斯册感当年，撞破金瓯国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在画给家人的一幅《鸬鹚舟》上，老人写道：“大好河山破碎时，鸬鹚一饱别无知。渔人不识兴亡事，醉把扁舟系柳枝。”白石老人在晚年曾对自己的一生艺事做出排序，自认为：“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很多人不以为然，讥笑老人家是故意作秀，是矫情。但是，当你读过白石老人在人生困厄中所吟出的这些悲愤交集的诗句时，你就自然会理解为什么他对自己的诗歌如此看重了——那是他的血泪心声啊！

　　（四）

　　齐白石老人劳累了一生，直到望九之年还在为稻粱发愁，他内心的悲苦可想而知。而更令他伤心的是，家门连遭丧亲之痛。两任妻子先他而逝，更有两位钟爱的儿女因病夭亡。风烛残年的齐白石，陷入了孤苦伶仃的境地。“南房北屋少安居，何处清平著老夫？”他的诗句，透露出他内心的凄凉和酸楚。

　　不过，齐白石终究是幸运的，他在人生最后阶段，终于等来了迟到的辉煌，登上了一个艺术家的人生巅峰——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他的命运也随之发生逆转。

　　对于齐白石老人最后八年间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各种著作和报道所论甚详，国人几乎是尽人皆知了。齐白石与他的那位了不起的老乡毛泽东结下深厚的友谊，互相谈画论诗，其乐融融，在《毛泽东藏画集》中，很有几幅是齐白石的平生力作；齐白石也与朱德、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等人成为好友，在1953年为他祝寿的大会上，文化部向他颁发了“人民艺术家”的奖状；1954年，他被湖南家乡人民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届人代会；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老朋友徐悲鸿担任院长，他盛情邀请齐白石老人为名誉教授；随后，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他当选为第一任理事会主席；最令白石老人兴奋的是，1956年4月27日，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宣布，把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授予中国画家齐白石，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授奖仪式，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向他表示祝贺……翌年9月16日齐白石溘然长逝，终年94岁（自署97岁）。

　　齐白石老人，以自己毕生的辛劳和奋斗，赢得了晚年辉煌，就如同一支生命交响曲在尾声达到了最高潮，然后，光彩谢幕。生前无人比肩，死后备极哀荣，白石老人应该是含笑于九泉了。

　　不过，我们今天回望这位历史老人，也不免心生疑问：倘若天公不假以齐白石如此高寿，他的命运又当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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