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并且加盖了“康生”私章。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中共中央没有说明。

　　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这一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从这天起，受毛泽东接见的三十万北京红卫兵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文物古迹、图书字画遭殃

　　红卫兵的目光从店铺转向包括历史文物在内的更加广泛的目标。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二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十万多户被抄了家。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按当时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大量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在火堆中消失。

　　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

　　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

　　文物大盗——康生

　　最可恶的要数康生。据统计，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后到北京市文管处32次，窃取图书12080册，窃取文物1102件，并且加盖了“康生”私章。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图书，有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砚、碑帖、书画和印章，还有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珍品，有的还是绝无仅有的国宝。

　　《书刊报》刊文称，康生侵占的这些图书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着一些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机会而窃取的，其中包括齐燕铭、邓拓、阿英、龙云、章乃器、傅惜华、傅忠谟、赵元方、齐白石、尚小云等96名知名人士私藏的书画。还有25个单位和31个仓库中“无主”户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纳入私囊。

　　傅惜华文革前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是中国有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以多、全、好驰名中外。文革中，抄家风刚刚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并且一再嘱咐：“他的书一定不要丢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华的书已经抄出被集中到国子监藏书库，赶紧驱车前往。到了书库，一屁股坐在一个破木箱上，动手破捆挑书。就这样，傅惜华的藏书经过红卫兵一抄，转而又流入康生之手。

　　康生的占有方式，五花八门。试举几种：

　　一曰借条占有

　　这是文革前康生窃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是“借”去看看，不仅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康砚第五十三号”，据为己有。这种唐代陶龟砚留传下来的极少，国内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县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处包括从故宫“借”来的这件共有三件，这三件名砚都是无价之宝，被康生以编砚史为名，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库房“借”走。由于久“借”不还，不好入账，只好为康生办了调拨手续，归康生所有了。

　　二曰无偿占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说：“你看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这是清朝搞的，我从前有一本，不知谁给拿走了，找不到了，这本我拿走了吧！”就这样，这本清朝的《百家姓》让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头阵，率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一伙，拥进文管处库房。他们像入了宝库，叶群和几个武夫争抢金银珠宝，康生、陈伯达则将图书文物各自占领一摊。在管理人员面前，他们又假意互相谦让，彼此赠送，最后各自带回，归己所有。

　　这一次，库房的图书文物，几乎被他们洗劫一空。

　　三曰廉价占有

　　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国内仅存三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十元就取走了。

　　黄庭坚真迹《腊梅三咏》，极其名贵，当时价值数千元，康生仅付五元就取走了。

　　再如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当时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一角钱取走。

　　此外，康生还掠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丁、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五分钱到五角钱的折价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若在国际市场出售，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件都能成百万富翁！”

　　四曰掠夺占有

　　“文革”前，大庆出土了一块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他还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另选精料配制龟形砚身。1970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144个工人，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太多，未做成。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前后一年完工。而康生仅付四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给，攫为己有。砚台加工费和无以计算的运输费用都由国家负担。

　　文革结束后，康生“收藏”的文物曾在景山公开展览。

　　正是由于这些“上层人士”的贪婪和红卫兵的无知，众多文物古迹就在这一场“革命”中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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