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书信中有明确的写信时间和收信人姓名，又有因“须赶作一件文字，不能出门，特专函道谢”的事由，查看一下胡适写作此信时的原始记载，或许是条最直接的捷径。

　　1934年3月5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了自己生活、工作的主要情况：

　　得精卫先生复电：“来电敬悉。已于东日电各驻使通告矣。”

　　编《独立》91期。

　　读《周易》一遍，颇失望。六十四卦之《象川》似是一人所作，毫无问题。其人似曾把全书想过一遍，其所作《象传》自成一个系统，亦不全与《彖传》相照应。

　　读陈援庵《元秘史中“原作伯”“原作别”及其他译音用字》一文稿本，作短书报之。细读《宪法初稿》。

　　在此之后，又附录了一通周作人的短札及打油诗一首，胡适则以“苦茶先生又寄打油来，再叠韵答之。”和诗一首记之（见《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1月）。如此而已，并没有我们希望见到的致“若木先生”辞宴之记载。“帖”中托词的“不幸因须赶作一件文字，不能出门”之文字为何，也未见之记载。难道他通夜赶写文章？那么从翌日的日记中，也只有“写短文，跋日本京都兴圣寺藏翻北宋本《六祖坛经》影印本，共三千字”。似乎与头天晚上辞去一顿佳肴美餐没有因果关系。或许真正是一种托词，谢绝无聊的应酬和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宴请，这也是有可能的。

　　曾经在1933－1937年间担任过胡适书稿抄写整理工作的章希吕留有日记，其中记录在胡适身边生活事务的部分，被摘编收录在《胡适研究丛录》中。章氏名恒望，安徽绩溪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复旦公学，曾在中学任教有年，嗣后任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北平《独立评论》末校。抗战军兴，自北平返乡赋闲，直至病逝。他的记述，当算是一手材料。不幸的是：当天日记中仍然没有提及这天胡适工作、生活和写作的具体情况。

　　像胡适这样的名流，经常有人求荐解疑、赴宴应酬的事情在所难免，找个适当的理由推辞一下亦不为过。问题的关键是，被称为胡适的“同乡好友”的“若木”（即“蒯寿枢”）的情况，在通读了胡适日记和相关的研究论著后，并无片言只语的“相互之间有来往”的记载。有关“若木”其人的材料并不多见，同字的人也散见于几种工具书中，孰是孰非，尚未能断，在感慨自己读书不多、见识短浅的同时，禁不住只想请教：成先生在偶然得到胡适信札后是如何考订出“若木”其人的？难道仅仅有了“蒯寿枢若木安徽合肥曾任驻日学务总裁”这样简单的条目（张文引自《中华民国名人传》），加上与蒯氏之后通过电话得知“他说他父亲和胡适都是安徽人，是同乡，的确有过一些交往”便确认此“若木”即是“蒯寿枢”，而不会是其他“若木”吗？这是他本该对读者讲清楚而有意回避，使人生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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