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事绘画工作以来，便得到了一个“职业画家”的称谓。对于这种称呼，我最初感到有些受宠。在一开始从艺的过程中，其实并没有真正想过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早期对绘画的浅知拙见，其实就是喜欢加热爱，如果非要给这种执着态度灌以一个形容词的话，我想可以用“喜欢画画的人”来形容比较恰当。对于外界来说，这种印象可能会使其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称呼概念，那就是“画家”。

　　当一种爱好逐渐形成一种可塑型的未来职业时，它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随着系统化的培训，这种爱好就会变成一种专业(未来职业的雏形)。当爱好的潜力被系统性地挖掘一番后，就会出现标准层次上的不同差别。随着标准的进一步深化，不同人的专业可塑性在标准概念的裁定下，差异性就会显现出来。那么也就会出现所谓形式上的前后排名，例如“学科化”的专业考试。

　　当所学专业通过了现实中的“学科化”应试以后，那么就意味着这种爱好已经步入了一个系统标准化的轨道。从现实意义上说，这种转变有可能影响自身的职业未来。按照我国的教育体制，无论何种爱好(专业)都需要进行所谓的国家考试，以此来判定应试人是否符合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资格。做为艺术类的专业，同样也得接受这样一个洗礼的过程。当爱好正式变成自身专业之后，那么此专业的从事性质离未来的职业性质就近了一步。在接受完相应的“学科化”教育以后，从事各专业的可塑型人才就会被推入社会。

　　对于这种人生受教育阶段的洗礼过程，我想不妨细说一下。就我所经历的感受而言，我这一届生源是做为国家最后一批所谓的公费生接受的国家培养。到1997年以后，就取消了中等艺术院校公费生待遇的这一政策，这种变化对自身来说有什么先后区别？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1997年之前，凡是通过了国家制定的专业标准考试的艺术生，包括文化、和专业两项考试(其中不同地区可能会增加相应的考试课目)。就河北省来说，在历届的中高考中，各院校每年都会有相应的公费生名额，名额指标的多少取决于各院校的培养计划、培养能力和承载负荷。同时，国家划拨的培养经费是相对有限的，这也就客观地限制了各院校不可以任意扩招的自主举措。这样的考核标准对考生们而言，门槛自然也会相对较高。享受公费教育和自费教育的区别，性质上的差异也是很大的。一方面是培养费用；一方面是毕业分配；另外一方面还涉及“成份性质”，也就是农转非。我的经历中对以上概念是感同身受的，做为正式享受过国家公费生待遇的一员，我的受教育经费现在说来是相对较低的。具体一些说，只有每年2千元，而且每个月还有几十元的粮油补助，外加相应的奖学金。这一点比起自费教育每年1万元的费用来说，则差距不小，而且还不涉及各种补助等现实待遇。

　　国家的教育体制和对艺术生的培养目的是何初衷？我仅做为一介书生，当时是无从知晓的。总之，我的目的和愿望其实很单纯，我只是喜欢、热爱绘画而已，对一系列的人事行政不感兴趣。让我接受公费教育我就接受，让迁户口就按人事政策迁。至于涉及不涉及未来，我一样没去多费心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农转非的政策，农业人口子女在转为非农业成份性质以后，则意味着你从此便不再是农民了。那么，不是农民了自然也就不再享有国家土地的使用权，开始吃“商品粮”。在若干年以前，人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农业成份转变成非农业成份，把印着农民标签的户口本上的名字抹去。这也因此使很多身处农村的人，把转换户口性质做为对下一代的一种“美好交待”，很多父母不惜重金将自己子女的户口迁入城市。而我的经历虽不是如此目的明确，却也无不例外地随着国家政策走到了“农转非”队伍里来。

　　当农民的子女正式开始现代都市生活时，则会出现生存状态上的转型问题。而这种转型的最初过程中，容易产生一种较极端消极的现象，用人们通俗一点的话说：“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当然，这只是一种俏皮话，不针对整个群体现象。从这种由表到里的变化中不难看出，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是向往都市生活的，对自身成份的转换也是持一种较乐观的态度。事隔多年，这批最初转换了身份的人已经基本适应了都市生活，整个人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双方面或多方面的，对自身而言，远离了农村生活的“干部”(我的人事档案中是这样的一个身份)，虽没有了农民的苦，却也多出了意想不到的难。失去土地的一代人虽享受到了国家教育的温暖政策，却也体会到了政策之外的无比凉寒。当“两不靠”的身份真正夹在政策中间的时候，都市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人们说的“第三夹心层”。

　　为何社会中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大概只能从国家前些年的政策中寻找答案。除了升学带来的人事迁移外，早期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和计划培养以及城乡差距，都可能是导致生源意愿性地流向城市的原因。另外，当时的升学政策也是人走户必迁。对于这些接受完国家培养的生源来说，当教育机构将其推入社会之时，其实社会体制还没有真正做好迎接这些人的准备，各种与之相关的配套体系根本没有建立。在本着“自主择业”的原则上，其实很多人一毕业就面临着“失业”。按照我的经历，在当时的毕业分配指标中，所谓的分配名额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按照毕业政策，除了具备拿“A”指标的两个人外，其他类似于拿“B”指标的人均不负责分配，另外政策上也不支持“B”人群继续留在城市里。通俗一些说，从哪来的还回哪去！

　　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不明白了，既然“强制性”的让人家把户口迁到了城市，随之又变成了“非农民”。而在人家刚刚适应城市生活的时候，又不让人家留在城市里。这是什么逻辑？好吧！既然不让留，那就选择省外再求学吧。对不起！政策上不支持。记得那时候流行一个词叫“防止人才外流”。即然这样，那就由地方来负责安排吧。地方称，分配问题....。。比较难办！

　　这也只是政策和现实处境给当时的农转非生源带来的尴尬，而对于这些转换了身份性质的人来说，一方面不能够再做农民，因为已经不是纯农业户口了；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再重新返回农村，因为这些人所掌握的技能在农村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再一个方面，也更不可能再和其他农民一样拥有土地。那么，这就意味着在城市中还没有找到生存立足之地的“国家任务生”将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这种尴尬处境将会一直延续到现如今，那么在如今的现实中不仅有历史遗留下来的“夹心层”，还出现了新型的“夹心层”，随后又演变出了城市“蜗居族”。在城市中生存的这群“夹心层”和“蜗居族”因长期找不到自身该归于何种身份去享受国家的一系列温暖政策时，而迷茫焦虑。现实一些说，“第三夹心层”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

　　国家近几年对“三农”的一系列扶持和倾斜政策，使得农民得到了更多更实惠的惠民政策，如土地补贴、合作医疗、粮食价格、税收政策、养老保险、福利分房等等。而身处城市中的这些转换身份后的“非农民”不但不能再享受此等待遇，而且也不能再回农村购买土地，更不能再享有集体划分的宅基地。与此同时，连最后的选举权也一并被剥夺。那么再说其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时，则更是让人堪忧。首先，其不能享受城市政策中的社会保障，如社会医疗、保险、低保、经适保障房、婚姻民政、子女入学等等。除了这些现实问题外，这一群体还面临更为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择业难、收入没保障。相对于有了稳定工作的人来说，还有很大一批无业和待业的“非农民”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上不去下不来，骑虎难下地“不死不活”着。

　　这也只是生存吃饭问题给“非农民”带来的困扰，除此之外还有政策性地束缚一层层地捆着这帮人。在这些人走出校园时，想一个人“一走了之”是不可能的，首先围绕在身上的人事行政关系得调离清楚，户口和档案得尽快调走，教育机构是不负责这些事项的。在没有找到足够合适的理由落户于城市的情况下，只能将其暂置在各地的人才市场中。当然，这可不是免费的，就本人经历来说，自毕业至今已经交给管理方近5千元的管理费了。那么，既然这样为何不再迁回原籍呢？现实会告诉你，没那么容易，因为你已经不再是农民了，你的档案放在哪都得交“税”。再说，千辛万苦、一波三折地从农村走出来，经过多年的蜕变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然而有朝一日又想迁回去做个农民？这又何尝不是个笑话！

　　关于城市中“夹心层”的生存状态，其实早就有很多现实的范例了。这种社会问题似乎一时也很难找到解决的方法，而身处其中的人，除了努力奋斗之外，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借用一种俏皮的声音来说：“夫80后者，初从文，未及义务教育之免费，不见高校之分配，适值扩招，过五关、斩六将，本硕相继，寒窗数载，二十六乃成，负债十余万。觅生计，背井离乡，东渡苏浙，南下湖广，西上志愿，北漂京都，披星戴月，秉烛达旦，十年无休，蓄十万。楼市暴涨，无栖处，购房金不足首付，遂投股市，翌年缩至万余，随抑郁成疾，入院一周，倾其所有，病无果，因欠费被逐院门。寻医保，不合政策之规，拒付。无奈！带病还....。。”

　　无论这种俏皮的声音是否客观，能够感受到的是，“第三夹心层”的处境岂止是几句感慨之词能完全概述的，其中的酸甜苦辣又何尝不是一种人生无奈呢！其实早在毕业之初，这些人就面临诸多的现实问题了。除了生存外，年龄问题、婚姻问题都是困扰这群人的棘手问题。在“自身难保”的时候，个人问题则明显地被推后，这也就造成了如今都市中的“剩男剩女”越来越多。以此又产生了另一种俏皮话，“三不起”，即：房子买不起，老婆娶不起，孩子生不起。乐观一些说，即便有能力者实现了“三不起”愿望，但做为远离了故土而独自生存在都市中的人，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的幸福时刻恐怕一生都是一种苛求了！另外，与农民的生育政策不同的是，“非农民”只生一个好！....。。你幸福吗？

　　对于从事艺术的人来说，在走出校园踏入社会后，同样面临此类问题。与其他专业的人不同的是，学习艺术的人貌似只能往北京这样的文化型都市里来，才可能会有用武之地。除了北京当地每年毕业的艺术高校毕业生外，还会有很多外地高校进京谋职的人群。在文化消费本就有限的前提下，现实社会根本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都到此来进行艺术寻梦。这就不得不造成一大批的艺术人群选择转型或转行，在梦想未泯的时候，坚持理想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在受到各种政策和人事行政约束的情况下，这群“非农民”既不能种地，又不能享受惠农政策，更不能享受城市保障。那么长此以往这群人就逐渐地被现实和社会制度所“架空”，而这种被架空的滋味，恐怕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真正地感同身受。

　　再说画家，自古以来画家都是个穷职业，没听说有多少年轻画家早早就发了财的。艺术，在造梦的同时，也会容易使人做梦。同样，残酷的现实在成就梦想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毁梦。当一个人没有梦想时，就像没有了灵魂一般，而一个人只有梦想时，就如同傻子一般。对“非农民”来说，没有了土地就像没有了根一样，在灯火辉煌的大都市里却找不到扎根的地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如同一棵无根的野草，飘啊飘！飘啊飘！....。。

　　职业画家，在被社会形态逐渐边缘化的同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比起“夹心层”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种“非人”的处境也逐渐地将一部分具有高远理想的艺术家逼到了绝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延续了其农耕文化的传统。在集合了儒家文化和各宗教文化以后，农耕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内容和特征。其中，各种文化类型都能体现在农耕文化之中，比如语言、民歌、戏剧、风俗、祭祀等等。而这些文化类型也很容易与艺术产生密切的关联，那么同样也会影响到绘画艺术。历史上也有一些文人和画家曾把自己扮作成一个农夫，或耕作于田间，或隐居于山林。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椋，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

　　....。。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做为一个有梦想的人，尽管时刻都要面对来自现实的无奈与残酷，尽管“夹心层”的身份享受不到任何社会政策的温暖辐射。但梦想的火焰不应因世俗的无休止纠缠而彻底泯灭，也不应因被社会逐渐边缘而选择放弃。对“职业画家”来说，这种称谓或许就是自己的人生使命，无论你是否愿意接受都得咬着牙扛起来！

　　如果有人问我：你后悔过吗？我可能会说：我有过遗憾，但没有后悔！如果再有人问我：你想过逃离吗？我可能会说：如果梦想唤我，我会去追！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华朝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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