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国艺术品收藏市场及拍卖业的迅猛发展，造假、作伪无孔不入，在某些收藏领域竟已形成产业。

　　在北京一个极不起眼的仓库里，放着一幅来头不小的画——齐白石作的水墨画《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两年前，在拍卖会上，此画曾以创纪录的金额6540万美元成交。然而，这笔交易并没有完成。由于不能确定画作真伪，买家拒绝付款。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艺术品收藏市场及拍卖业的迅猛发展，造假、作伪无孔不入：陶瓷、玉器、钱币、青铜器、字画及各类杂项都有。尤其在历史上出产相关资源的地域，造假兴盛，竟已形成产业。

　　艺术品市场造假遍地开花

　　“古玩市场上90%以上的古董都是赝品”、“95%的人用95%的钱买了95%的赝品”。这些话并不全是危言耸听。

　　以2.2亿元天价拍出的“汉代玉凳”，不需专业质疑，历史常识就能戳破造假：汉代人是席地而坐，凳子还未发明。“金缕玉衣”造假案中，某商人自己找来一堆玉片，请文物专家串成成品，随后又请来5位专家为这件“文物”估价24亿元人民币，以此骗取银行贷款。“石鲁遗作风波案”里的381幅作品全是赝品，造假者为了让这些假画成真，曾出版过画册、找过国内著名书画鉴定专家题跋、找到媒体进行大量报道，甚至还在北京举办过“石鲁遗作研讨会”。

　　据媒体报道，目前集文物仿制、运输、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链条，在国内已拥有超过10万从业者，每年收入超过百亿元。另一组数据更令人咂舌：雅昌中国艺术品数据库2012年的一项研究数据表明，在中国20个城市中有约25万人从事艺术品制假、售假，这些制造中心至今仍非常兴旺。以青铜器为例，一条流水线每天能造出成百上千件成品，几十元的投入换来的是成百上千倍的利润。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萧玉田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拍卖业内一位权威人士曾私下承认，现在艺术品拍卖包括古玩，拍卖保真率不超过30%。“像汉代玉凳和金缕玉衣事件中都出现了文物专家和商人与犯罪分子勾结造假的现象，这是不应该的。很多专家一世英名，为了区区几万元的利益就毁了，这不仅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国家形象。”

　　造假售假引发市场诚信危机

　　“经常有学生告诉我，又在什么地方发现了一幅我的画，但一看就不是真迹。一些小拍卖行卖的假画，模仿手法拙劣，甚至完全不像，却也标着我的名字。找他们交涉，根本不搭理。”中国艺术研究院油画院院长杨飞云深受其害。

　　杨飞云说，文化艺术市场存在着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行为，造成了市场诚信危机。检测鉴定机构也是鱼龙混杂，现行鉴定机制对于机构没有明确权利和义务，缺乏追责制度。这些不规范的市场行为直接导致了收藏者对于艺术品市场的疑虑和不信任，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与世界艺术品市场的接轨。

　　“人们吃了假药、假食物，中了毒马上就可以制止，但艺术品造假，其毒素是在无形中向社会蔓延，毒害的是社会的诚信、学术的标准与审美品格的追求。”杨飞云认为，艺术品作为精神产品，是美感、情感、哲思的艺术综合表现，如果大量假冒的、低级的文化产品充斥市场，侵害的不单是知识产权，也不仅是艺术家的物质利益和个人名誉，而是人们的价值观与审美标准，给社会精神层面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杨飞云认为，艺术品市场造假盛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以市场利益为准绳，直接造成了艺术低俗化以及其他不健康的现象，道义责任、社会责任、文化使命乃至更加宏大的道德社会理想被沦丧为空泛的概念。他呼吁，相关政府机构以及宣传舆论机构应积极引导，抵制艺术品的低俗和其他不良倾向。“精神层面的感染和建设应该是文化艺术市场监管的真正基石。”

　　杨飞云的观点得到了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的认同。他表示:“我比较反对用消费这个词。因为文化不是用来消费而是用来欣赏的，是冲着人心去的。因此，必须要强调核心价值观建设，尤其要强调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准，要通过发现文化所包含的诸多优秀品质，形成对文化的敬意，只有这样才会从根本上杜绝造假之风。”

　　修改相关法律打击造假

　　“艺术品必须要打假。治理古玩、文物艺术品市场的乱象，规范拍卖秩序，刻不容缓。”萧玉田建议，文物法应有严厉制裁文物造假的条款，相关法律要加进严厉制裁文物专家和从业人员参加文物造假的行为。

　　此外，修改拍卖法第六十一条成为代表建议中的共识。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萧玉田和杨飞云都指出，这条“不保真条款”实际上是给制假、售假开了绿灯，是违背诚信和市场规则的，甚至是给造假者留了法律后路。因此，这一条规定必须尽快修改。

　　萧玉田还呼吁，相关政府部门，包括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要规范拍卖行的一些拍卖行为，建立行业诚信。杨飞云认为，要在艺术品鉴定方面建立起一整套制度，明确规定对所拍品鉴定真伪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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