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艺术家，黄致阳的艺术实践是与其内心油然而生的中心问题息息相关，并随之自然发展的。从他早期小尺幅的彩墨画到装置、雕塑，再到最近的《千灵显》系列作品，黄致阳的艺术创作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整个宇宙——人类、微生物、植物以及各种存在形式的合而为一。他的观点与道家“璞玉”的观念相似，亦或可以说与“混沌”相关：在物种分化之前，一切皆有可能，这是一种可以囊括所有可能性的、本原的、无限的力量。

　　黄致阳最早的创作是一些尺幅较小却跃动着生命活力的彩墨画。他从自然生长的形态中撷取灵感，发展出自己的形象原型。这种形象原型体现了原生物质的有机生命形式。多年来，其个人的形象原型不断演化，从可辨识的人类和植物形象，到交织于层层叠加的生命形式与色彩中的混沌形象，近期又出现了高度凝练简化的笔迹符号。在此过程中，黄致阳创作出了具有强大张力的关注人类与环境问题的装置作品、体现静谧之美或绚烂光辉的雕塑作品，以及体察微观形式的影像作品。他的全部作品是一个统一、连贯的整体。这个整体来自于黄致阳对人的价值观及信仰的长期关注与思考，也是其诚实地通过艺术传达这些价值与信仰的结果。为本书撰写论文的学者和批评家们即选择黄致阳艺术中最打动他们的部分来写作。

　　学者冯博一认为，黄致阳的水墨绘画和装置形式的创作打破了既定的规范与模式，传达出一种“危机”的概念——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人类在现代生活中日益焦躁、无法平静的日常危机以及个人信念逐渐被损坏、动摇的信仰危机。这种艺术创作带有实验的性质。而这种实验不仅是恰当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正是通过这种实验，黄致阳传达出他个人的观念。现代化的进程暗藏着打破传统规范的观念，并要求艺术家正视当下环境，尽管这样的环境有可能导致绝望，或导致艺术家描绘梦魇般支离破碎的景象。冯博一相信仔细阅读黄致阳的作品，可以对我们所共同面临的环境危机和精神危机有所了解。

　　策展人王嘉骥细致地研究了黄致阳绘画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始于1996年的《Zoon》系列作品对黄致阳来说是一个突破。由于画作尺幅巨大，这需要他在地上作画并且移动自己的身体，这样才能施展用笔。黄致阳的创作总是与生命及其丰富多元的组合密切相关。其作品的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其成功地突破了传统水墨绘画典范，发展为能够积极回应、提出当代社会问题的艺术形式。王嘉骥详细地解释了这些不同系列的绘画是如何评论当代社会的。他以自己的观察总结道：“《Zoon——北京生物》系列作品捕捉到了黄致阳对于北京社会状况的审慎观察，而《Zoon——密视》则更多折射出黄致阳潜意识中对于居住在北京的不确定与不安……”

　　针对黄致阳的《Zoon——密视》系列，沈揆一教授提出了一个直指核心的问题：“生命的本原是可知、可探究的吗？”当其他当代艺术家对他们周遭更为切身的社会问题进行探究之际，黄致阳却以人体形象作为隐喻，切入社会表象背后至为关键的基本问题：“人和生命的本质与价值”。黄致阳所创作的意象从清晰可辨的形体，逐渐规范化、程式化，直到在最近的《千灵显》系列里表现为凝练的笔迹符号。他对于低级生命形态，包括对微生物细枝末节的探索，都显示出其作品所蕴含的广阔视域。

　　艺术评论家高岭观看了黄致阳的装置和雕塑等立体作品之后，发现了这里面的多重性策略。根据不同的语境，黄致阳有时会选取天然材质，有时则使用人工材料来制作他的装置艺术作品。黄致阳创作的雕塑装置，正是将他的笔墨语汇转译成三维形态，以此表达其对生命意识的理解：“这些雕塑同样遵循着一个生命周期和转化轨迹，如同细胞进化成有机体”，因此，这些雕塑就像是奇怪而陌生的神秘生物。最后一组作品融合了黄致阳对线条的衷爱以及对山水的感受，这在他的竹条装置和布满平行纹脊的山形石雕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高岭认为黄致阳所有的立体作品“融合了艺术家人文主义的自我意识、对自然的关切（或许受家乡台湾丰富的自然景致所启发）及其对生命的热情。”

　　黄致阳与余国樑（CraigL.Yee）的交谈广泛而深入，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他作品必不可少的信息。黄致阳描述了其作品的发展历程，从决定使用中国笔与墨——尽管他在油画方面显示出天赋并曾获奖——到反映环境问题的装置艺术，再到最近的《千灵显》系列作品。黄致阳详细阐述了他的创作生涯是如何从舍弃一切既有的艺术体系开始，到逐渐建立自己的系统。这个系统在本质上属于他个人的艺术语言。他的系统和早期中国文化之间存在关联性，例如，他的重复性主题与在青铜器和雕刻物上饰以满地“雷纹”颇为相似（我们可用同样的方法审视他“对空虚的恐惧”）。余国樑探究了黄致阳作品的哲学背景，发现其与道和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黄致阳对此予以肯定，将这归因于少年时期所受民间宗教文化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出于个人爱好。后者使其产生了在艺术中将人类、自然与宇宙合而为一的愿望，也促使其进行了清空自我的实践，以此通过自己的存在去感悟世界。

　　黄致阳的生活与艺术融于统一的实践，艺术家通过他的创作进行自身的探索，通过清空自己过往的经验，去除理智的表象人格，从而在自身内部寻找艺术的源泉。他与社会交流极少，从台湾移居北京后便很少回台，也避免北京的活动与聚会。工作室成为他本人与艺术创作的基本活动范围，宁静加深了他对个人与自然或者说个人与宇宙关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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