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置于特定时间与空间的特殊文本，对它的解读都可以多层次、多方位、多视野地展开。这种解读空间的增大, 驱迫文本内在的隐密奥义得以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同时也必然激发众多嘴脸各异的读者之间的思想争锋。所谓“好”与“坏”的绝对界限是乌有的。相对结论则可以在争鸣中形成。否则，文学史的构建，大作家大诗人的地位，都将瓦解。近日阅读朋友任建国的《石云诗草》，再次想到一些诗学上的重要问题，从两个角度提出，或许，真知与偏见俱在其中，正确与错误也难解难分。而我认为：对诗以及对一切艺术的追求的巨大乐趣，就是这样产生并使我们终生陶醉其中的。
 

　　第一点，诗的精神源流问题。中国诗歌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一个异于外国诗歌的庞大、复杂、相对稳定又与时俱进的“系统”，它的自我完善与自我怀疑，自我封闭与自我突破都作为一个“前在”强大地支配着、影响着、启发着后来者。屈原把第一个“提问者”的形象投射在中国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大地上，其投水自杀也诱引来不少追随者，陶渊明退出官场隐居田园，寻求精神上的闲适，自由与平静，这一点引发了更多走投无路的文人的模仿，还有李白、杜甫、苏轼等一批又一批“强力诗人”，各各攀登上当时时代精神的高峰，留下了才华横溢的千古绝唱。而且在不同时期形成的牢固形式之绝、律、词、曲、赋都深深沉淀于中国诗人的血液深处、思维深处甚至潜意识深处。如此辉煌传统造成的压力又何其巨大！所以，每个后来者往往对传统顶礼膜拜。不敢也很难越雷池半步。《石云诗草》里，诗人对陶渊明精神的继承是非常明显的，和王维代表的田园诗的气质更是息息相关，显现出任建国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化的一往情深，许多诗精心创造的高古“意境”让人神往，让人回味，这一点我们表示赞同，表示欣赏。一些诗中的名句别具匠心让人过目不忘。
 

　　第二点，其实是从第一点引申出来、发展出来、偏离出来的，也可说是对第一点的反省、困惑以及思考上的深化。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制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具体到写诗而言，无论是现代新诗还是当代诗词的写作，都有一个不可回避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怎样处理当代，怎样介入当代 ”，历史早已证明：所谓超越历史超越特定社会环境的为抽象永恒的写作，实际上是为自己的某种力不从心找了一个借口。诗人的现代化对于任何诗人都是一个严肃的挑战。对传统的过分继承有时候扼杀了诗人内心深处深深潜伏的主体性，个人性、主观能动性，使他的才华不能够升腾到应有的高度，这里，文化修养和创造力产生了奇怪的矛盾，因此，文化怎样渗透写作并受制诗人于自觉的控制，也值得我们共同思考，当然，极端的、非理性的反文化同样是一个死胡同。文盲写作不会有一点点前途。这一点上，作为朋友，我们可以向任建国先生提出一种更高的要求。如果他能够放弃一些对山水过多的迷恋，能够把今天我们撞到的、无从回避的、活生生体验过的生存困境作为素材转化为诗，他的诗将充满更真实、更朴素、更原生态，也是更强烈的诗意 。
 

　　或许，这是苛求，尤其是一个写作现代诗的诗人出自自我审美理想的苛求。既然是真诚的交流，那我说出来，请建国和更多朋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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