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艺术品市场煞是热闹。“金缕玉衣”造假一波未平，“徐悲鸿油画”天价拍卖又起波澜。去年6月以7280万元拍出的“徐悲鸿油画《人体蒋碧薇女士》”，被中央美院部分学员联名指为当年的“习作”。而在该画的拍卖信息中，赫然列有徐悲鸿长子徐伯阳所写“真迹证明”，以及他与这幅画的合影。是失察？是闹剧？还是丑闻？不论最后定论如何，对艺术品市场来说，都是“伤不起”的大事件。

　　画家的儿子未必能鉴定父亲的画，专家的证明也未必靠谱，甚至连作者本人说话也不算数，这样的事已不是孤例。2005年，买家拍得画作《池塘》，在找作者吴冠中鉴定时，吴冠中写下“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可即便如此，也并没有支持买家打赢官司。从客观裁定的角度看，法院照章办事无可非议，但其对难免包含主观因素的各类“鉴定”、“背书”、“证明”表现乏力，的确给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带来了“迷茫”。

　　《拍卖法》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此规定被所有拍卖公司列为免责条款。此时，类似于“真迹证明”的信息，虽然事实上已隐含了对真伪的“声明”，却以“信不信由你”的方法转移了责任，钻了法律的空子。当人们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专家或自以为权威的单位或个人时，法院却因“无法可依”不予采纳。那么，艺术品真伪谁说了算？谁能为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买家买到赝品后如何维权？这都需要在法律和监管层面上给予健全和完善：只有在“真伪”准入上设门槛，在事后制裁上严厉，才能割断一系列乱象的根，制止乃至杜绝各类造假、拍假或假拍现象，还艺术品市场一片净土。否则，艺术品市场的公信力必然大打折扣，其良性发展更无从谈起。

　　从准入层面看，鉴定准入和拍卖品准入必须“两手抓”。目前国内文物、艺术品鉴定混乱，很大程度上跟缺乏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或法律认证的鉴定个人有关。反正很多鉴定无需资质，很多拍卖可钻空子，一些机构花钱就给开鉴定证书，就给宣传拍卖，胆大就可妄为。这无异于给假郎中卖药开了后门，既伤害公众对艺术真品的认识，也为洗钱、行贿等行为提供了温床。从惩处层面看，艺术品市场逐渐火热，使这一领域包含了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的内涵。

   艺术品市场的造假、拍假和出具假鉴定等乱象，已超出了文化艺术的范畴，涉及到了经济犯罪。因此，依法惩处不仅是对买者和公共文化的维权，同时也是对宽泛概念中经济的维权。如果说“准入”是预防，法律上做详细规定，对违反规定者严厉惩处，则是有效的震慑。在此基础上，“制”辅以“管”，根据具体情况细分和完善相关机制，艺术品市场的健康秩序可期，假艺术之名而行经济之乱的行为可止，对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也是幸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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