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闻出版总署将２００７年定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年”，如何从各个环节提高出版物质量成为业界热议的话题。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徐式谷呼吁“对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实行市场准入制”，加之今年初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调研人民教育出版社时表示“要对教材出版实行准入制度”，“准入制”引起了出版界的关注。哪些类别的图书有准入的必要？如何通过准入提高出版物质量？“准入制”对出版社是利是弊？

　　出版准入辞书先行

　　“准入制”并非新事物，我国对于出版、印刷及发行行业都施行准入。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０日，新闻出版总署出台首个针对具体类别图书出版准入的明文规定——《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被业界看作是管理者为诊治辞书市场愈演愈烈的抄袭剽窃、粗制滥造“毒瘤”而下的一剂“猛药”。
　　著名出版家巢峰认为，辞书是典范型书籍，它的编纂来不得半点虚假，辞书市场上令人触目惊心的“王同亿现象”屡禁不止，正说明总署实行辞书出版准入制是必要和及时的。规定出台后，一些被准入隔在“门外”的出版社曾质疑：准入制是否有悖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张晓敏认为，准入不是垄断，更不是关门。设立进入辞书出版领域的门槛，对出版辞书的出版社的编校力量做出硬性要求，只是为了保证辞书质量，准入的条件对所有出版社都是平等的。
　　辞书出版的准入规定实施已近一年，是否收到了预想的效果？商务印书馆营销策划部负责人张稷告诉记者，《规定》出台后，很多不规范的辞书就直接下架了，该社工具书销量有短暂的回升。
　　不过，记者采访一些地方辞书出版社时了解到，由于准入制实行时间较短，并未感觉到辞书销量的明显变化。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说，地级城市的辞书市场依旧盗版猖獗，甚至在正规书店销售的辞书也在打“擦边球”，明明是２００７年出版的工具书，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却依旧印刷为２００３年，继续堂而皇之地在书店销售。就在记者采访当日，商务印书馆还拒绝了一个民营书商合作出版的要求，其书单中所列的２２种图书竟然多为抄袭商务印书馆的工具书。
　　张稷表示，即便辞书市场的不规范行为仍然存在，但是准入制在舆论上有一定的震慑力，在一定范围内煞住了不良风气的肆意滋生。四川辞书出版社社长雷华认为，准入制是从出版源头把关确保辞书质量，迫使那些扰乱辞书市场的不法书商无处钻营，但要达到这个目的还须假以时日。
　　对于不少希望在辞书市场分得一杯羹的出版社来说，想要获得准入资格，成立专门的辞书编辑室，配备具有一定资质的专业编辑人员是关键。记者从新闻出版总署人事教育司获悉，第一期辞书编辑出版人员培训班去年７月１８日开班，报名者踊跃，但仅有４４家出版社的９４名编辑人员能参加首批脱产学习，考试和考核均合格者，总署统一颁发《辞书编辑人员岗位培训合格证书》，作为辞书编辑上岗的证件和参训人员所在单位申请辞书出版业务的依据，今年还将继续举办这一培训班。
　　有业内人士担心，１９天的业务培训对于辞书编辑的业务技能和专业素质能有多大提升？巢峰认为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他表示，考试只是培训结束后对辞书编辑水平的评价，培训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真正的检验是编辑经过培训后所编辞书的质量，要以此来判断获得准入的出版社及辞书编辑是否符合条件，这也是《规定》出台后应该加强的监管措施。

　　教材、译作出版可否准入

　　知名翻译出版家李景端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准入造成的制约，难免造成不同竞争主体经营上的不对称，客观上不利于市场更广泛地开放；但如果不加制约，势必对自由竞争和市场开放造成更大的伤害。为了读者的利益，实施必要的管理措施，也是规范市场所必需的。
　　辞书出版准入的先例，带来了其他类别图书设立准入门槛的要求。其中，进入门槛低、粗制滥造严重、市场混乱的图书类别是准入的焦点，如教材教辅图书、外国翻译作品和少儿图书。柳斌杰副署长考察人教社时指出，教材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特殊商品，许多西方国家的教材出版与发行也非无序竞争，也有统一的规范。
　　李景端告诉记者，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国也曾实行过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准入制，全国有３０多家出版社获准出版外国文学书。如今这项约束早已形同虚设，许多非文艺社、文化公司、工作室都染指这个领域，造成目前外国文学重复出版、抄袭、译写濒临失控等现象。“２００５年引进图书版权９３８２种，加上不需要买版权的，每年翻译的外文图书上万种，谁来保证并监督质量？”李景端直言，“既然管不了译者，那就要管好出版社，对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实行准入制迫在眉睫。”
　　“千军万马战少儿”的现象也令人担忧。新蕾出版社副总编赵强告诉记者，虽然全国只有３４家少儿社，但据统计有４７０多家出版社都在出版少儿书，尤其是一些分工很偏的科技专业类出版社也涉水其中，显得有些勉强。劣质少儿图书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其危害远甚于劣质成年读物，因此少儿书的出版门槛不但不能降低反而应该抬高。
　　此外，对编辑专业素质要求高，并可能危及国家文化安全或读者身心健康的图书领域也需要准入制来保障质量。人民军医出版社社长齐学进对市场上众多滥竽充数的大众健康类图书深表担忧：“医学类图书人命关天，涉及诊断、治疗、用药等专业知识，一个药品用错了，剂量用错了，甚至错一个小数点都可能危及生命。”近年来，随着普通百姓对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日益关注，催热了大众健康类图书市场。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近４００家出版社涉足此领域。虽然此类图书对编辑的专业素质要求不像专业医药卫生类图书那么高，但对科学常识把关不严的趋势仍是一个危险信号。
　　面对这些呼声，巢峰认为，市场经济的准入制一般都针对特殊行业，如医药、食品行业。图书出版准入制虽然是必要的，但要防止泛滥，如果准入类别过多，就没有一般和特殊之别了，辞书出版准入也只是针对语文类辞书的准入。另外，我国已经有重大选题备案制度和专项选题报批制度，这事实上就是特定的准入。因此，对于哪种图书需要准入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总体上不能过多。

　　机制保障尚待完善

　　制定进一步的实施细则是出版准入制执行的关键。赵强表示，我国出版业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一法六条例，与辞书出版相配套的法规尚不健全，直接削弱了“准入制”应有的权威性和执行力，这是出版准入制施行中遇到的最大瓶颈。
　　雷华认为，准入制应包括出版单位的资质准入和图书产品准入两个方面，并成立专门的质检部门，做定期的抽查和严格的把关。实行出版准入制应公开透明，对符合条件的出版单位向社会公布，也方便社会各界监督。如将获得准入资格的辞书出版社名单传达到各级新华书店，未进入名单的出版社，其产品一律不得上架。
　　李景端对此也十分认可，他一再强调，实行准入制要制定科学、透明的出版准入审核机制以及终止准入的退出机制，建立准入年限、准入条件、准入审计、准入反响的评估体系，不搞准入终身制。具体到外国翻译作品准入的配套机制，提倡实行翻译实名制，加强译者翻译资质的透明度，杜绝以笔名出现的抄袭劣译；对作品实行翻译质量问责制。责编及特约编辑均要署实名；任何翻译包括节译，均须标明原文版本；鼓励评论和举报，对侵权及劣质的翻译书，要实行召回制，并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倍赔偿。
　　获得准入，绝非无所不及的“通行证”，更不等于进了“保险箱”，而是一种责任、一种承诺。获得准入的出版社，必须从选题论证的严密、出版流程的完善、图书质量的监管、编辑人员的培训等多个方面加强建设，形成无愧于准入的新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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