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间，高考恢复后考上大学已经这么久了！

　　 在今天的青年来看，废除高考制度、上山下乡（注1）、停课闹革命、“白卷英雄”（注2）等事件，匪夷所思,但在那时，一切却是那么自然，这其中又有多少可深思的东西！

　　高考恢复的影响是深远的，与当初废除高考制度同样意味深长。

　　关于那时的考试，有许多故事，时间有限，就先写两件小事。

　　一、 第一次听说“恢复高考”
　　1977年五月的一天,我从插队落户的农场赶回乌鲁木齐的父母家，车到市区已是傍晚时分，马路上几步一组的高音喇叭(这样的喇叭现在已经消失)照例播送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向全国的新闻联播，播音员“庄严”的声音其实早已使人们 产生“审美疲劳”了，但那天的新闻好像有种异样的感觉，一个新鲜的词 “高考”吸引了我。竖起耳朵一听，原来是要拨乱反正，要恢复多年不见的高考制度。

　　高考，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陌生的，而“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是那个时代的关键词，非常上口。因为文革肆虐，经济面临崩溃，城市无法安排青年就业，而“失业”一词是资本主义的专署名词，领导人的智慧是把学生弄到农村去，美其名曰“再教育”，于是中学一毕业就要去农村，在当时的社会已经是个定式了。

　　我上高中的1972年，正是上述时期，文化课学习经常被中断，到了高中，我就把大量时间放到了美术自学上，因为已经不能指望文化课学习了。

　　我非常用功，进步很快，在当地小有名气。学习的动力则完全是热爱，从未想过能够有机会在专业学校深造。即便如此，刻苦用功为后来潜在的机会做好了准备。

　　1976年文革已经结束，时代开始剧变，从马路上听来的这条“大道消息”注定要影响我的一生。

　　二、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大专”
　　恢复高考时曾有过考中央美院的念头，但长期在边疆生活，不自信，也没见识过内地考生的素描水平。当时只有西安美术学院在乌鲁木齐设考点，就去报名。心想反正都是大学，只要能上学学美术，能离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农村，不让我再挖大粪养猪，怎么都行。

　　报名的情景记得很清楚，是西安美院的周正教授（著名油画家）在乌鲁木齐艺术学校的考点接待考生，那里考生是人山人海。

　　一问之下，方知当年只有雕塑、工艺美术（现在叫设计）和师范系三个专业招生。梦寐以求的油画专业已经在半年前招过生了，而且师范系三年学制。于是就问老师，三年与四年有什么区别？答：都是大学。第二个问题，师范系有油画专业吗?答：也有。就这样，我报考了师范系。

　　到西安上学后，才明白虽是大学，但却、有“大专”和“本科”之分，大专三年学制，没学位。四年本科才有学士学位。从此就变得很自卑，正好还听见有其他系学生叫我们“吃饭”系，觉得刺耳无比，当时就产生了“改变身份”的决心，这是1985年我考上浙江美院油画硕士研究生的直接动力。

　　现在看来，师范教育其实有许多好处：因为课程里除了油画（当初招生老师的确没撒谎），还有设计和国画，正好符合现在大学提倡“宽口径厚基础”说法的精神。油画创作的画面构成和平面设计有很大关系；国画的散点透视使我日后画大场面油画创作时安排画面上众多人物无比自如，应该说目前的一点成就与此不无关系。

　　注1：中学毕业生全部赴农村劳动，被称为“上山下乡”。
　　注2： 1973年，正在辽宁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
　　同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编者按说：“张铁生的理化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8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又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1973年，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1975年，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江青、王洪文亲自接见他，以示笼络。1975年8月张铁生升任铁岭农学院领导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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