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教育部未准清华大学增设艺术系。

　　在清华大学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的运筹下，组建艺术系的相关各系、教授密切配合，不到半年时间文物陈列室正式成立。通过专业人才、学术指导机构、学术组织、配套基金等实质性工作的展开，设立清华大学艺术系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大学规程，清华大学筹设艺术系隶属文学院，以“非为注重技术之训练，实欲增进青年对于吾国古有文化之了解与青年性格之陶冶”为宗旨。艺术系下设艺术史、考古、音乐三组，艺术史组为教学与研究的核心，与考古组密切合作，扩展校内原有音乐室为音乐组，“训练音乐人才，普及校内美育”。鉴于当时国内艺术学院以艺术品创作为中心而忽视对历代艺术的研究，艺术史组专注于“研究中国艺术史之发展，对于历代艺术作品作学术研究，以养成此方面之专家及中外博物馆所需此方面之人才。”这是清华大学艺术系开创国内艺术史研究风气的关键所在。

　　艺术史的课程设置，“教授艺术史、考古学及艺术品之鉴别与欣赏，注重历史的及理论的研究。本系以研究中国艺术为主，但为明了中国艺术在全世界艺术中之地位起见，必需与西洋艺术及初民艺术作比较研究，故亦兼授与此两方面有关之课程。”显然，筹设清华大学艺术系在于对中国艺术进行历史的、学术的研究，地域上兼及西方艺术，时代上远溯初民艺术，通过跨时空、跨文化的比较，真正获得对中国艺术的理性认知和审美鉴赏。

　　清华大学艺术史研究工作注重中外交流，从研究材料或展览交流，到延请国外专家讲学，招收研习中国艺术的留学生。清华大学艺术系的筹设者深信，随着中国艺术史研究工作的展开，“必能引起国外之重大注视，将来寻求各方之资助，或非甚为困难之事也。”在有效整合校内已有艺术史研究力量的基础上，对于清华大学，增设艺术系需要做的是“在本校经费中不过增加十余名教员名额，而其效则可训练此项专门人才，且使本校他院系学生在美育方面可得相当之陶冶，当属事半功倍。”

　　1948年9月17日清华大学就增设艺术系事宜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11月5日，教育部函复：“应就现有院系力求充实，所请未便照准。”尽管清华大学设立艺术系已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最终未能获得国民政府的批准。1948年前后，发展国防、军事工业作为国民政府的战略重点，高等教育密切围绕这一战略展开。此间，教育部照准清华大学农学院增设四个系(1947.6.28)，资源委员会与清华大学合作设立国产工程材料试验室(1947.8.13)、北平水泥研究试验室(1948.1.10)，国防科学委员会委托清华大学就煤之氢化、一般食物之除水、士兵营养、穿甲力学、强大电力微波、强力可塑体、轻合金、弹性物体之空气动力学等九项专题进行研究(1948.8.10)。由此看来，艺术史研究之迫切很难纳入国民政府主导发展的专业范畴，设立清华大学艺术系最终难以超离当时的政治语境和社会语境而被搁置。

　　清华大学文物馆：艺术史研究在转向中继续

　　新中国成立将被搁置的清华大学艺术史研究重新启动，通过组建清华大学文物馆，将艺术品收藏和艺术史研究同各系教学相结合，增强了文物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利用性。1949年9月7日，清华大学第22次校委会决议成立“文物馆筹备委员会”，由解放前“中国艺术史研究委员会”改组而成，梁思成为召集人。1949年10月14日至1950年4月26日，“文物馆筹备委员会”分别召开四次会议，筹备馆舍、经费、组织、人员等各项工作，并成立临时工作组筹办配合新中国成立的展览。1950年7月，“文物馆委员会”正式成立，解放前“文物陈列室”的收藏、结余经费、原有工作等一概并入文物馆。“文物馆委员会”成为清华大学常设的学术委员会之一。

　　1、功能与组织

　　清华大学文物馆是校文物收藏、整理、研究、保管及形象教学的统一领导机构。《文物馆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其组织构成：文物馆委员会由梁思成、潘光旦、金岳霖、吴晗、袁复礼、邓以蛰、吴泽霖、邵循正、费孝通、陈梦家、王逊11位教授组成，主席梁思成。常务委员会由主席和各研究组(室)主任组成，负责处理实际事务。文物馆委员会下设考古组、民族组、民俗艺术组、档案整理组和综合研究室。原属于清华大学各部门的文物，以不打乱原部门为原则，统一纳入文物馆，分别划归五个专业组室：

　　“考古组包括原有的文物陈列室及地学系有关考古的一部分；

　　民族组包括现在社会系之西南少数民族、蒙藏及高山族各部分文物收藏；
民俗艺术组包括现在社会系之各项民俗艺术的收藏（属于少数民族者除外）及营建系收藏之一部分；

　　档案整理组包括历史系征集之档案，并接受图书馆整理图片拓本之委托；

　　综合研究室集中过去各系（尤以哲学系及营建系）购置之各种有关考古及美术史的图籍及必要参考书，并将哲学系征集之各种图片加入。经常作中国美术史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并供全馆或有关各系各课之参考、研究及教学。”

　　与清华大学文物馆直接相关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社会系、人类学系、地学系、营建系、图书馆，共同参加文物馆的工作，是文物馆与全校各系合作的基础。清华大学文物馆在于配合学校的教学研究，“它是有目的地搜集某一类研究资料，经过研究与整理，作有秩序的排列，以作示例的教材。它使学生得直接从实物上看到制作、艺术、制度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记录。它是用来考验我们理论上的或由书本知识所得到的推论之实物的证明。”

　　2、研究计划与日常工作

　　根据文物馆的收藏，结合当时的研究和教学重点，文物馆的近期研究计划集中在两方面：

　　其一，整理研究八十余箱地质及考古采集品，作为文物馆的首要工作。1925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清华大学地质系袁复礼教授与同人代表学校参加国内外科学团体的考察活动，历年在山西、河南、陕西、绥远、宁夏、甘肃、新疆等地采集到地质及考古材料共约八十余箱，广受国内外学者重视。但因时间、空间、人力所限，未能整理与研究，抗战中遗失详细的底册和记录。有鉴于此，整理八十箱地质考古资料实已刻不容缓，清华大学文物馆重新启动这批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予以协助。

　　其二，继续整理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形象教材。当时文物馆进行“历代农村经济主要生产工具的研究”，包括农具和纺织工具，附带研究货币以说明各时代的一般经济状况。文物馆制定了详尽的研究计划，尽可能搜集古今一切有关的形象资料，例如甲骨、金石文字中所表现的耕织工具、工作情形，汉代画像石、唐宋以来历代绘画以及元明清木刻图籍（例如各种农书）中的耕织图像等，搜集相关实物标本，如各种纺织品标本、仍在使用的耕织工具标本。对于体积庞大或不易获得实物的标本，通过仿制模型、模绘或摄影来保存形象资料。1950年下半年，文物馆综合研究室以此为中心工作，与社会系、历史系合作进行。待此项工作完成后，将继续社会发展史其他方面的重点研究。此外，个人可以自行拟定与教学相辅的研究。

　　文物馆的研究计划透露出一些艺术史研究信息：例如通过“历代农村经济主要生产工具的研究”阐释社会发展史，从各种形式的文物中探寻历代生产工具的演变，从历代艺术品中探寻人类文明进步的足迹，这是文物馆综合研究室“经常作中国美术史及物质文化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不过，由于清华大学文物馆定位于全校形象教学的领导机构，以形象教学配合一般教学，研究重点转向适应新中国成立的现实文化需求——通过文物艺术阐释社会发展。显然，1950年文物馆的艺术史研究已不同于筹设艺术系时期的艺术史研究，清华大学“暂于哲学系内设立艺术哲学组，并与其它各系所开有关课程配合，以造就艺术史人材。”这样的安排仅维持到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前。

　　清华大学文物馆围绕新中国成立的文化宣传，举办各种有现实性的专题陈列及展览。1949年11月5日至7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大礼堂，清华大学文物馆举办西南少数民族及台湾高山族文物展览，观众达四千余人，京津各主要媒体皆有报导，《光明日报》特发专刊报导。1950年在清华校内文物馆先后举办年画、手工艺、早期社会发展史、石像雕刻等多种专题展览，同时开放西南少数民族、高山族、西藏三个文物陈列室。

　　3、文物馆发展的阻滞

　　清华大学文物馆的经费来源于学校划拨的文物购置费，已非此前用购书特款移购文物。文物购置费一般维持原状不做增减，如有特殊需要，向校委会申请“特别补助”。文物的收藏与维护是一项经常性的巨大开支，加上解放之初清华大学物力、财力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物馆的发展。据清华大学文物馆成立时各部门收藏文物统计，文物陈列室已有文物2880件，较1948年成立之初1000件藏品扩充了近三倍；社会系各陈列室收藏文物共计5647件，包括民俗艺术文物4228件，人类学及少数民族文物1239件；地学系考古和地质部分藏品有80余箱。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文物馆作为全校性机构，尽管将分散于各系的文物纳入统一管理，却缺少相应的馆址集中保存与展示，藏品分散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二院各处。文物馆委员会积极向校委会申请馆舍，力求逐步将文物馆建成拥有房舍、设备、事务管理与技术人员的完备而有形的机构。

　　然而，随着1952年开始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由综合大学转为多科性工业大学，与清华文物馆密切相关的历史系、社会系、地学系、哲学系、人类学系以及文物馆委员会委员绝大多数在调整中被调出清华，文物馆的各项工作不得不终止。惟文物委员会主席梁思成作为建筑系主任主持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从筹设艺术系到组建文物馆一直倡导的艺术史研究思想，亦随着梁思成、高庄、莫宗江、李宗津（后三人曾任文物委员会民俗艺术组成员）诸位教授融入建筑系之建筑美术、建筑历史专业的教学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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