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艺术是20世纪艺术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艺术事实之一，对它的评价是任何一部当代艺术史所不能回避的任务。波普艺术处于当代艺术史的关键位置，这一点毋庸质疑，而指出其关键之所在更是当务之急。

　　通常，波普艺术被视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起点，这或许不错，但同时波普艺术又总是被理解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叛与终结，这不免过于轻率。如果认为波普艺术是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形式主义、自律诉求、个性风格、主体原创、深度体验等等基本原则的第一次大规模背弃，那么也就是说，对作为现代主义的悖反的波普艺术（及其身后的后现代主义）的认识依赖于对其悖反对象现代主义本身的理解。这一理解与认识的过程是波普艺术与现代主义相互再确认的过程，经过这种再确认，一条当代艺术史的逻辑才能初步厘清。

　　在把现代主义简化为形式主义、自律诉求、个性风格、主体原创、深度体验等基本原则的同时，不应忘记现代主义从来就没有以一个整齐划一的面目出现过。现代主义不是一种风格、一个流派，也不是一串艺术事件。“现代主义”这个词最初甚至是作为贬义出现在18世纪初期，到19世纪80年代才被用于褒义的场合，但“现代主义”的概念一直要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广泛接受并被赋予合法性。[1] “现代主义”第一次被用作为文艺理论术语是在1924年，但延至1927年“现代主义”才拥有了一个宽松的定义，但依然与我们现在所一般理解的概念相去甚远。[2] 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现代主义——以“使语言非自然化、破除语言是一块清晰透明的玻璃或一面镜子”为核心观念的现代主义——在雷蒙德·威廉斯看来不过是“一种经过高度挑选的现代观点，它后来试图盗用现代性的整体”。[3]

　　那种把波普艺术视为对现代主义的反动的观点就是建立在一种“经过高度挑选的”的现代主义概念之上的。这种观点的症状之一是把抽象表现主义作样式化理解，再用抽象表现主义去代表现代主义，因此我们能够经常见到把波普艺术理解成一场旨在打破抽象表现主义的垄断而抛弃现代主义的艺术运动。但正如阿纳森所提示的那样，这只能是一种消极的看法，波普艺术不仅根植于美国的绘画传统，也与达达甚至抽象表现主义有着渊源，我们要认识到波普艺术在艺术史中的积极性或正值性（positive）。[4] 不过在这个层面上，即在一种因缘关系上理解波普艺术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远远不够的，虽然不得不提及杜尚对当时纽约艺术圈的影响与早期波普艺术家如劳申伯格的抽象表现主义经历，但这并未触及到历史逻辑的所在。

　　把波普的身份确定为现代主义的反叛者已失去了基点，或者说错失了真正理解波普艺术的机会，而避开现代主义去认识波普艺术则只能止于肤表。在《波普艺术》一书中，杰米·詹姆斯给波普艺术的定义有二，一是高级艺术借用低级艺术的图像，二为拒绝个人风格的观念。[5] 这种脱离艺术史视野的描述无法确定波普艺术的艺术史身份，也实际上浅化了波普艺术本身。现代主义问题不仅不应该回避，更不可能绕得开。

　　现代主义乃是对现代问题，特别是对“个体—群体心性结构乃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6]问题，即现代性问题的理性回应。即便是达达、超现实主义等所谓的反理性依然是一种理性策略，而不是无理性的后果。现代主义艺术则是这种回应在文化艺术范畴内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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