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树青，出生于1922年8月16日，河北乐亭人。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中文系，并考取同校文科研究所史学组研究生。现任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研究生导师，他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一起被称为中国四大鉴定专家，被誉为鉴定国宝的“国宝”。摘自2007年第11期《百年潮》
    
    史树青在国家博物馆干了一辈子文物鉴定工作，经他之手鉴定的文物珍品有上百万件之多。退休之后，他最爱干的一件事是去古玩市场淘一些小玩意。眼力非凡的史树青往往能花很少的钱买到一些自己喜欢的小文物。他称这为“捡漏”。
    
    有一天，记者跟随史树青到北京西郊新开的一家古玩市场，这家市场的名字虽是他题的，可他也是第一次来这里。一进市场，史树青就对摆在道路两边的小地摊产生了兴趣，但粗粗地转了一圈后没能买到一样东西，摊主们大都久闻他的大名，一看他问价，开价都非常高。史树青决定再去另一家古玩市场，这里的小摊贩显然和他是老主顾，非常娴熟地招呼他在自家的摊前坐下。在这里，他终于捡到了几件非常便宜的宝贝。
    
    记者：咱们现在这个东西很便宜，基本上都是50块钱一个，最贵的这个200块钱。
    
    史树青：这个葫芦瓶太好了，这么完整，没伤，我看它是乾隆年间的，虽然是民窑。这个葫芦瓶身上拴着的带子做得好，太生动了。这个东西200块钱卖，便宜，太便宜了。
    
    记者：这个在过去做什么用的?
    
    史树青：这是一个吉祥物，陈设在客厅里。这是一个好东西，从瓶口插掸子也很好。
    
    记者：别的东西呢?
    
    史树青：这是一个砚台，这个砚台铜盒，实心子，盒面是张学良做的诗，是当年张学良送给部下的。张学良好送纪念品，我的一个老师叫于景龙，他研究古代青铜器，张学良有时候找到青铜器，就给他送过去。
    
    记者：这些东西放在地摊上，我们也许看不出跟别的东西有什么区别，但是您一看就能看出一些不同来。这就是所谓“眼学”吧。
    
    史树青：对，这是“眼学”，我们很多鉴定文物的专家都是凭“眼学”来看的。
    
    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是全国最大的历史博物馆。这里也是史树青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至今，馆里有重要的鉴定活动还会请他出马。1947年，从辅仁大学完成学业的史树青来到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鉴定生涯。仅仅几年后，一件后来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珍品——元代成吉思汗画像，就经史树青之手走进了博物馆。
    
    史树青：新中国成立初期，我有个小学同学叫崔月荣，她公公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位风云人物，曾出任中央政府派往蒙古的宣慰使，她来找我，说她家要处理一些旧书画，让我去看看。我去看了，书一般，但画像觉得不错，这幅画是当时蒙古王送给她公公的礼物，我就给了她三五块钱，买了下来。当时我也不敢肯定这是元朝的东西，或者是蒙古时期的东西，只是觉得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
    
    史树青：我认为这是旧画，我也没敢说这是元朝的东西，或者是蒙古时期的东西，后来张珩、谢稚柳、启功先生都鉴定这是元朝画，很有意思。
    
    记者：那您后来有没有考证过，是成吉思汗在世时画的吗?
    
    史树青：是成吉思汗死后画的。这些画像基本都是影像，放在影堂里，上供用的，过年过节上供，祭祖先。是画工根据记忆，或者根据遗体的样子，或者根据其子女的样子画的。
    
    记者：这样的话，应该跟成吉思汗真实的容貌很接近了。
    
    史树青：是很接近。画这个画像很有意思，死人躺在那儿，画工在死人对脸画，有时候还要骑在死人身上，这也算是个风俗。
    
    这幅画像突破了博物馆关于成吉思汗文物零的纪录。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件成吉思汗的文物实品。珍贵的成吉思汗腰牌也是后来史树青为馆里征集的，但与成吉思汗的传世画像相比，这块腰牌的故事却要曲折得多。因为它，史树青还得罪了不少人。
    
    史树青：有一天，一个河北人拿着这个腰牌到博物馆来卖。结果接待他的人说这是假的。他们说：“这都是假的，不值钱，我们不要。”正好我从门外进来，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呢?他说这是一个腰牌，给你们你们不要!我一看这是真的，我说你先别走，我请你吃饭。中午，问他多少钱买的?他说是8000块钱买的，给我点儿赚，给9000块钱就卖给您了。到下午，我就跟他们研究，并请馆长来了，馆长一看，假的，不要。他是领导啊。我就记下那人的地址，我说这是好东西，馆长不要的话，我自己要都可以，我将来捐。
    
    记者：博物馆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规定：您不能够自己去收藏?
    
    史树青：是的，就怕给公家送来了，您看着好，自己收了，这是职业道德的问题。
    
    记者：这个腰牌当时博物馆是明确不要了，您当时有没有想到自己要这个腰牌呢?
    
    史树青：这个东西是给博物馆的。我们博物馆寻找成吉思汗的文物已经50年了，对这位政治家的文物，过去一件也没有，就有一件画像，成吉思汗的用具、纪念品什么都没有，现在来了一个硬货，这还了得。
    
    “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银质鎏金，长21.7厘米，宽6厘米。是蒙古国皇帝颁发诏敕的信物，正面和背面分别刻有汉字和契丹文，这是至今发现的唯一一件成吉思汗文物实品。
    
    史树青：后来我告诉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文彬。我说张局长，您得帮忙啊，您一定给河北省文物局局长打个电话，河北省不要这东西咱们要，这是国宝啊。
    
    记者：后来河北省要了吗?
    
    史树青：河北省不要，张文彬要过来了。据说河北省也嫌贵，2万多块钱。后来送回来是2.5万元买的。
    
    史树青：有一次在福建开会期间，熊伯齐跟我说，咱们一块到福建来，您能鉴定文物，您带着我去文物商店，我得买点纪念品。我就带着熊伯齐到文物商店买去了。结果去后文物商店有很多的画、很多的东西要看。店员都是年轻的，有的打毛衣，有的聊天。我们就发现有张画，那张画写的是鹰阿山人，图章是戴本孝。我说这是个好东西，是清初一位大画家画的，得买这个。我们问售货员，售货员说这个东西上海文检局给我们检查过，说不是真的，可以卖给外宾。我就跟售货员说，这个东西不管怎么样，我不买熊先生买。她要2500元，最后大概给了1500元。这真是好东西，回到旅馆后熊伯齐让我们几个朋友看，其中朱家?先生看了，说这个画可不得了，百分之百真东西，故宫博物院才一两张，这个画起码值10万元钱。结果《福州日报》等媒体派记者来了，了解到这个情况，就登了个消息，消息写的是“专家一句话，增值六十倍”。
    
    记者：当时您对那个售货员说了什么吗?
    
    史树青：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们现在别净打毛衣，瞎聊天。你们还是要好好学业务，我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你们这么干不行。
    
    记者：您最大的顾虑是像这种好的文物会流失到国外去吗?
    
    史树青：对。她说我们这东西上海文检局都看过了，打了火漆印可以卖外宾的，这说明上海那边也漏检了。
    
    两毛钱!丘逢甲!现在是国宝!
    
    史树青14岁那年，随父亲到北京上学并考上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时的北师大附中与京城著名的古玩市场琉璃厂仅一墙之隔，正是在这里，史树青开始了最早的“捡漏”生涯。也正是在这里，他花两毛钱捡到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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