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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目”的确定，无疑是推进一项事业开展、弘扬一种伟大精神的重要文化符号。国务院最近下发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这意味着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进入政府和社会关注的视野。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被大家所忽视的。多年来，我国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发展中，很多文化遗产、大量古代建筑，在人们的经意或不经意问消失了。由于不可再生性，不少承载着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物质遗产，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上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许多城市开始了新的建设，但由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缺乏认识，造成了对历史古城的摧残。上世纪80年代以后，掀起了新的建设高潮，许多大中城市旧城区内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而观念上的轻视、经费支持的不足与制度规范的不完善，更使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举步维艰。

　　传统文化与落后文化、旧文化的混淆，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力。在一些人看来，要更新，就要破“旧”立“新”，就要“快刀斩乱麻”、“放开手脚干”。而片面追求经济建设，忽视文化建设和历史文化保护，让更多高楼大厦和旅游发展吞噬了很多历史建筑，毁坏了不少历史名城的风貌。这不但使文化遗存和原来的地方风情、城市风貌一扫而光，割断了社会的历史文脉，长此以往还会带来一个民族文化的弱化。

　　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悠久的文化，是承载于千年文化遗产，例如风俗、习惯、传统表演艺术、古遗址、古建筑等之上的。以建筑为例，现代建筑以钢筋水泥为材料，它的抗震性能较差，而中国古代多以木质建筑为主，它的建造结构使它具有更强的抗震作用。这一建筑风格背后，蕴含的是中国“以柔克刚”的传统文化理念。例如，丽江古城经历了7级地震还基本无损，后被评为世界遗产。再如，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上海市虹口区霍山路的老屋和街区，就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这个地方得到保护，全世界人民逐渐都会知道，在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时，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

　　留存文化遗产，其意义也关乎未来。理解文化遗产，应该理解遗产背后蕴含着的深刻历史文化含义，更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培育出新的现代文化。这种萌发于历史文化传统之上的“新”文化，才更具有根基、底蕴、特色和生命力。社会文明需要新陈代谢，但更新不能摈弃历史，在历史基础上发展，是从旧环境中滋生出新的东西。

　　保护与发展不是一对不可化解的矛盾。继承和发展、历史传统和现代化要求都是人们的需求。财富理应包括文化财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展开，关键是要让社会各界更好地体味与认同它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同样蕴藏着巨大的财富。

阮仪三简介

　　男，汉族，1934年11月出生，苏州市人，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同济大学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苏州、杭州、绍兴、洛阳、宁波等十数个城市政府顾问

　　阮仪三教授长期从事城市规划理论和设计教学和研究，特别对中国历史城镇的保护与规划有较深的研究与实践，抢救保护了世界遗产平遥、丽江及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同里、角直、南浔、乌镇、西塘等免遭建设性破坏并使之成为重要的旅游遗产地。2003年由阮教授主持的江南水乡古镇保护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是中国建筑和建筑教育界获此个人殊荣的第一人，被誉为“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

　　阮仪三教授自1982年起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审批作了大量细致地调查研究工作，直接参与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政策的制定、保护规划的技术咨询和保护规划规范的制定等工作，先后主持完成了平遥、丽江、山海关、凤凰、苏州、扬州、绍兴、镇远、安阳、临海、商丘、武威、张掖、荆州、潮州、雷州、肇庆、福州、重庆和江南七镇及上海等地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古镇保护整治规划以及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规划，极大地推动了地方旅游经济，带动了地方社区整体发展。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上，发表了20多部专著，数十篇论文，展现了中华民族历代文化的真谛与文化内涵。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有着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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