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曾经是中国文化事业和艺术生产的半壁江山。就艺术品市场而言，上海曾经有过香港也不能望其项背的辉煌。

　　然而现在上海的艺术品市场却实实在在地萎缩了。2006年，上海全部艺术品拍卖公司的成交额共14亿人民币，而北京嘉德等4家公司就成交24亿元人民币。2007年，京沪之间的差距拉得更大，无论是艺术品交易的数量、质量，还是成交总量和单件成交额，上海都不能与北京相比。

　　为什么北京轰轰烈烈，上海却日渐冷清?如果上海一味责怪政策、体制和外在条件，是说不过去的。上海收藏界流传“南下北上”之说，大藏家们进入市场，南下到广州，北上去北京。上海人疏远自己的市场，是何其无奈!当然，这与文化传统有关。比较京沪两地的收藏界，北京追求文化底蕴，上海人更看重流转得快的市场。上海没有“一锄头就挖出三千年”的幸运，与西安、洛阳、北京等古城比，上海太年轻。二十几年前，北京人研习“老窑”(宋以前的单色釉瓷)就已蔚然成风;而目前上海收藏主流的意识中，一味地追求“海派”风格，在晚清民国的时段上做文章。上海藏界不敢冒风险，不敢独创，不敢“吃第一只螃蟹”的心理，直接影响了上海艺术品市场的风貌，使得上海民间丰富的尖端藏品难以浮出水面。

　　当然，倡导海派收藏没什么不好，这也是百花之中的一枝。但中国文化何其丰富!上海精神本质上是开拓创新的精神，上海在文化上没有别的选择，唯有放开手脚，构筑国际交流大平台。面对丰厚的中国文化积淀，上海的艺术品收藏和市场应在更广厚的基础上发展，上海人的眼光应当更远、更深邃、更有广度，更有开拓和包容的精神。

　　对艺术品经营企业来讲，我以为目前遵循信奉的“一票否决制”是值得商榷的。这正是上海艺术品市场无法活跃起来的症结之一。

　　目前有资格参加艺术品鉴定的人员，都应具有文博研究职称，这条杠杠使得其他“行内高手”不能介入。但文博界鉴定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有少数人其实是不合格的。一个艺术品经营单位，邀集了三五个文博界鉴定人员对艺术品进行裁判。“一票否决制”貌似“保险”，对买方负责，其实，这正是犯了一个大忌，印证了“水桶原理”：一只水桶的容水量，取决于这只水桶最短一块木板的长度。这块木板越短，这只水桶盛的水就越少。

　　我们把各艺术品经营单位比喻为一只只独立的水桶，把他们邀集的鉴定家比喻为围绕水桶的木板。那么，谁决定了艺术品经营单位的水准呢?“一票否决制”使得其中最差的一位有了生杀大权。如果其中一位鉴定家连“清三代”都看不好，那么，这家艺术品经营单位只能经营晚清民国货了——这就是“一票否决制”的现实作用。

　　一个客观事实是，收藏界正在成熟，买家正在成熟，他们对古器物的判断力已今非昔比了。无论从调动资金的能力还是从鉴赏的能力来看，现在是买方市场。艺术品经营单位如不能根据买方市场的需求，而固守自己的旧的眼光和陈见，就逃脱不了边缘化的命运。

　　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不能只用一条腿走路。文化发展和文化繁荣是她的应有之义。上海不缺硬件、不缺历史记忆、不缺国际国内的利好环境、不缺人才，也不缺尖端藏品。上海缺的是艺术市场经营者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远见。

　　(根据作者在上海拍卖协会、《社会科学报》社与上海文化基金会联合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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