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2010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中，“清代校勘第一家”顾广圻批校的《战国策》可谓一战成名。该书以800.8万元的惊人价格，一举创下国内古籍善本单件拍品最高纪录、批校本拍卖最高纪录。“顾批”的惊喜尚未落幕，与之齐名的“黄跋”又将惊现西泠春拍。这里提到的“黄跋”便是经过乾嘉间第一藏书大家黄丕烈刊刻、作跋的影宋本《国语》。

　　清代朴学大兴，因此也造就了一个藏书、校书的黄金时代，而顾、黄二人更是有清一代精于此道的佼佼者，凡古籍善本，但经其中一人之手，必定在内容和身价方面同时得到极大提升，这在当时便已经是学界和业界的共识。因此，此次黄跋《国语》一经现身，立即令整个藏书圈为之震动;同时，该书的传奇经历、极高的学术价值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据悉，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正在紧张筹备中。

　　“黄校”“黄刻”“黄跋”齐集一身

　　这部《国语》为嘉庆五年庚申(1800)黄氏读未见书斋的影宋刊本，亦为黄丕烈“士礼居丛书”中的第一部，故而极受重视。黄丕烈当年不仅与顾千里一起参照多个《国语》版本悉心校对，最终选定影宋明道二年本作为刊印底本，还请了钱大昕、段玉裁等学界巨擘为之作序，并由著名书法家李福手书上板，堪称是集众家所长的精善之本。

　　此书共两册，高丽装帧，封面与封底均用该国皮纸，品相精好。每册扉页有朝鲜纯真王后垂帘听政时期权臣金羲淳的钤印，印色殷红，略有漫渍。黄丕烈手跋一百单八字，题赠朝鲜使臣朴修其，是现知黄氏题跋域外友人的唯一一种，对中朝文化交流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如今，这部书历经两世纪的流离颠沛，一朝归国，完璧如初，实在是令人感叹。

　　京城偶遇，缟纻遗风赖书传

　　人们或许会问，一部中国古籍，何以会用高丽装帧，难道咱们的《国语》也是韩国人写的?这当然是笑谈，不过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本子的确与我们的邻邦颇有些渊源。

　　话说嘉庆六年辛酉(1801)，时年39岁的黄丕烈在几经科场失意后，再度赴京参加“举人大挑”， 此时的他，虽然尚未对仕途完全断念，但主要心思已转移到对古籍善本的搜集和整理上。北京琉璃厂自然成了他徘徊流连之所，正是在这里，他邂逅了朝鲜使臣朴修其。两人笔谈半日，临别时朴修其以楹帖赠黄丕烈，黄丕烈想起自己去年刊刻的《国语》，可惜未随身携带，于是就取了同行友人陈简庄所携的这部《国语》，题跋回赠，以续“缟纻之风”。百余字跋文言简意长，声情并茂，尽显黄氏之风;在书写上工整而略显拘谨，可能是时间仓促所致。

　　关于这段偶遇，还可以从这部《国语》的出借者陈鱣(简庄)和朴修其后人的身上找到旁证。据钱泰吉《陈鱣传》记载：“嘉庆辛酉会试至京，于琉璃厂书肆识朝鲜使臣朴修其检书，各操笔以通语言，朴修其以所撰《贞蕤稿略》贻仲鱼，仲鱼报以《论语古训》，各相倾许，一时以为佳话。” 陈鱣在《贞蕤稿略》序言中提及此事。朴修其之子朴长馣在《缟纻集》卷三中也记录了陈鱣与其父亲的一段笔谈。

　　至于扉页中的金羲淳之印，目前只能以逻辑作大略推断。嘉庆辛酉年(1801)，权臣金祖淳受先王遗命辅政，权倾当朝，一时无两。本部《国语》的主人金羲淳似为金祖淳之弟，当朝王妃之叔，先后继任刑曹判书、吏曹判书、兵曹判书，可谓一人独领半璧江山，但有使臣至中国，莫非受其本人委派。使臣归国后将所得罕物贡献上奉，这应是本部《国语》流入朝鲜宫廷的正当孔道。得者宝之爱之，故此，时越二百余载，本书“品相”依然清爽，颇不似前朝旧物。

　　一朝归国，“黄跋”《国语》动学界

　　朝鲜三千里江山紧邻中国，该国士者时时提及与黄氏之交谊，以为无上荣耀。而中国学人往往将目光聚集东瀛，对中朝文化交流的记述反不以为然，且抱“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下雨如丝”态度，因此百多年来，苦于无实物佐证。此部《国语》荣归故里，不仅是中国文坛的一桩异闻，亦是中国与近邻朝鲜文化交流的一段传奇佳话，更能填补史料空白。

　　学术界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虽然西泠拍卖此前已将书影资料寄给各路学者，供其研究，但登门观书者仍络绎不绝。目前，学界相关人士正在筹划“黄跋”“顾批”的学术研讨会和鉴赏会，诚邀专家学者在今年6月12日(黄丕烈诞日)这天共襄盛举。

　　语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黄丕烈非但知书，且亦乐在其中，其嗜书之笃，可谓空前绝后。姚伯岳教授在《黄丕烈评传》中说“同时能做到藏而能鉴，鉴而能读，读而能校，校而能刊，刊而能精者，则首推黄丕烈”。在当今艺术市场中，“黄刻”之罕已近传说，“黄跋”的价值已迈宋刻，此部《国语》得“黄刻”“黄跋”“黄校”于一身，跋文涉及友邦宫廷，且又归自海外，其珍贵程度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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