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书画家群体崛起于清末，发展于民国初年。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兴艺术流派，不仅有着其兼容并蓄、开拓变法的创新精神，而且有着其关注民众、参与社会的公益意识。特别是反映在赈灾帮困、救难济贫的慈善事业上，体现了海派书画家积极的入世理念和先进的公共精神。历史地看，海派书画家在那个年代之所以能成为全国书画创作的领军团队，并把上海打造成全国书画艺术的中心，除了其鲜明的笔墨风格、独特的艺术造诣外，公益意识的强化、公共精神的释放及大量的赈灾慈善活动的策划与实施，无疑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社会原因。
   
    一，海派书画家助赈的源起。上海自开埠后，随着工商业的兴起、金融贸易的兴盛、东西文化的交融及海陆交通的便利等原因，迅速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正是在这个繁荣的社会经济平台上，形成了以张子祥、任熊、任熏、胡公寿、任伯年、虚谷、蒲华、吴昌硕为代表的第一代海派书画家群体。诚如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所言：“当时的上海，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而来，侨居卖画，公寿、伯年最为杰出。”应当看到这是一个在社会转型、政治变革、经济开放、都市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型画派。正是这种社会属性和人文追求，使海上书画家具有十分自觉而强烈的慈善意识和公益精神。笔者查阅清末的《申报》，在书画润格广告中，书画助赈广告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如金继，号免癡，以撇兰工书驰名于海上，据传是他首创书画廉润赈灾。1878年7月2日《申报》载《捐买画兰助赈》中云：“灾已三年，荒延数省，伤心惨目，苦不堪言。自助赈有人稍救眉急……今又有金君免痴者夙精书法，绘事尤工，闻今特立愿捐卖画兰一千件，设砚于老巡捕房对门彭诚济堂，集收润笔之资，尽作赈饥之用。”金氏的书画赈灾迅速得到了上海书画界的响应。也就在半月后，1878年7月17日《申报》载《书画作赈》，由当时上海名气最大的张子祥、胡公寿、任伯年、朱梦庐、杨佩甫、汤壎伯、吴鞠潭7人领衔，每人画扇、2圆一件(七折)。这也是海派书画大师任伯年在目前所能见到的书画润格价。但这却是一份闪光的慈善记录。此润格出来后，由于全系一流海派书画家，因而购画助赈者踊跃，而当时一块银圆约相当于今85元人民币，一斤上白米仅1.8分。可见这批书画善款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了一部分灾区百姓度过难关。其后海上最著名的书画团体“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也组织了一些书画篆刻家助赈。
   
    二，豫园书画善会的盟主作用。此举所开，蔚然成风。海派书画家的以艺助赈成为了一种群体活动和日常项目。从1879年至1920年当时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书画润格来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赈灾捐款。特别是1909年，由海派书画家高邕、杨逸等人发起，吴昌硕参与创办的“豫园书画善会”，就是一个以书画义卖求助、慈善济世为主的组织。该会的成立，标志着海派书画家的慈善活动已从民间自发活动演变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社会团体活动。书画善会以海派书画的发源地豫园为基地，借园中得月楼为会所，初时有会员近百人，后发展至二百多人，基本上汇集了海派书画家的主体力量，除了发起参与者外，还有钱慧安(任会长)、蒲华、杨伯润、王一亭、张善孖等人。按“豫园书画善会缘起与章程”载，该善会为会员公定润格：“应纳之润，半储会中，存庄生息；遇有善举，会议酌拨，聊尽善与人同之意云尔。”即书画家会员的作品出售钱款，一半归作者，一半捐善会，存钱生息。凡遇有慈善公益之事，将开会公议，实行民主管理。正是这些具有近代运行模式的操作方式，书画善会不仅赈灾救济过甘浙鲁豫等省的水旱之灾，而且实行每年冬令施米、夏季送药的常规解困，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和广泛的艺术影响。以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豫园的书画善会不仅具有商业行会的性质，而且更突出了公益慈善机构的功能特征，并将这种慈善公益行为契约化和公开化。反映了海派书画家公民意识的觉醒和作为一个阶层群体的崛起。从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上看，是一种时代精神促成了海派书画家的社会慈善观念与公益意识的形成。在这种“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善举过程中，不仅扩大、推介了海派书画家的作品，还极大地获取了书画受众的好评和青睐，取得了双赢的社会效果。
   
    三，海派书画家慈善活动进入高潮。海派书画家将艺术资源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进行慈善公益活动时，不仅仅局限于赈灾济困，其领域是广泛的，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如1921年著名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流落到上海，很可能落入外商之手，吴昌硕等人闻讯后，马上邀请书画同仁发起募捐，特别是吴昌硕不顾自己年迈(是年78岁)病臂，到处奔走呼吁，并忍痛作书作画。王一亭、倪墨耕、高邕、丁仁、王福厂、吴隐、叶铭等人亦积极响应，终于凑齐了8000元巨款将国宝之碑赎回。吴老后来以饱醮激情之笔撰写了《汉三老石室记》以记此义举。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卅惨案”，不少富有正义感的海上书画家拍案而起，纷纷举行书画义卖以支持工人的罢工和抚恤死难工友。抗战爆发后，为了抗击日寇入侵，拯救民族危亡，海派书画家的义卖活动更是达到了高潮，如1938年抗战初起，海派书画家唐云、白蕉、邓散木、若瓢在上海大新公司(现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四楼举行了《杯水画展》，以救济难民、支持抗战，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富有正义感和共济精神的上海市民纷纷订购，展品全部售完，有的还不断重画。此次展品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书法，均五元一张，书画家自留二元，二元捐献，一元留作活动经费。《杯水画展》的成功获得了当时舆论界的高度评介，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并受到了当时海派书画大名家郑午昌、吴待秋、汪亚尘、贺天健、冯超然的推崇，也带动了整个海派书画家投身抗战的热情。
   
    四，对当代海派书画家公益精神的呼唤。海派书画家的公益观念与慈善意识，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和优秀的人文传统，对当代海派画坛颇有教化意义和启迪作用。坦率地说，如今海派书画家的公益精神和慈善意识还显得比较低迷，虽然有时也举行一些赈灾助困，但仅是个别或偶然的行为，并没有常规化和持续化。特别是相关的协会，也没有把赈灾慈善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和常设项目而加以重视操办，也没有契约化。现在一些书画相关协会设有创作部、理论部或各专业委员会，唯独没有公益慈善部或委员会，从中折射出的是慈善理念的集体无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当前书画界的浮躁化和功利化。有的书画家较多关心的只是自己的作品卖多少钱一尺，市场价格飙升如何？“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优良传统正在渐行渐远，以艺助赈帮困的慈善精神也无暇顾及。笔者长期从事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平心而论，当代书画家的生存形态和经济收入不要说是清末民初、就是在中国艺术几千年的发展史上，也是最好的阶段，但是相应的公益精神明显不足，不匹配。在当前全民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有必要呼唤海派书画家公益精神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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