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古都的南京如今是省会城市，应该是书法文化的重镇，也是牌匾书法文化的重要区域。

　　牌匾书法在书法文化的传播方面，起着很大的视觉传带效应。在历史的岁月里，朝野上下对牌匾的命名和题书都是高度重视的。皇宫深院的高堂大匾，名胜佳迹的横匾和民间商家的牌匾皆以请名家题写为荣。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快速推进，牌匾书法开始走向低潮。由于单位领头人对传统文化的茫然无知，牌匾题书从电脑中提取字样，成为他们最为省事的方法。并且，他们还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准确而言，这种接轨，是丢失了中国文化艺术精髓的无知的低级接轨。

　　牌匾，是榜书的一种。榜书，古名“署书”，标题在宫阙匾额上的大字。后来把招牌一类的大型字通称榜书。

　　辛亥革命后，随着南京成为政治中心，工商百业顿趋繁荣，出现了许多大商店。这些字号的招牌，绝大多数出自名书家骆继海之手，骆字大气磅礴，刚健中别具妩媚。后因年事已高，不大握笔。这时，一位后起之秀异军突起，几乎包揽了整个南京甚至邻县的市招书写。这位后起之秀就是江东周琪。 

　　周琪，南京本地人，其父是前清廪生。周琪从小就跟乃父学书，督责甚严。据说七岁时就悬腕学魏碑。不分寒暑，从不间断。江东周琪少时遍临颜欧柳苏，而尤致力于欧字的临摹，积多年苦功融合诸家而别创一格，因此他写的店招遍布南京。如果就字论字，周的书法，合了一句老话：“有肉无骨”，既无风韵，也无书卷气。老板们喜欢这种字，就因为这种字胖乎乎的，看起来似有富贵气，应了商人的讲究吉利之好。求书者门庭若市，难怪其名气压倒骆继海了。当时周设字馆于升州路的弓箭坊口，凭街开窗，不到一间门面，当中一间八仙桌，周就在这里终日挥毫，常常吸引路人驻足围观。

　　据说，髯翁于右任微服简从到周琪处谈论书法。于问周：“你多年写字功在一个什么字？”周答：“得一个‘静’字”。于却说：“我倒得一个‘动’字”。二者差异，可见一斑。

　　金陵四家之一的中央大学的教授胡小石，题写过不少商家牌匾，直至十年前，南京市面上还能看到他题写的苍劲有力“大三元酒家”的牌匾。女书家肖娴题写的“逸仙桥”，颇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书法大家林散之以草书胜，可他别出心裁用隶书题写“永和园”。这些都是南京牌匾书法文化的最佳展示。

　　如今林散之的书法可谓声名卓著，可他生前曾有过漫长的落寞期。他在落寞时期曾经感叹：“人家只知道江东周琪，不知道我林散之”。林散之的感叹，除了高远书法不被人所识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那时林散之题写的牌匾寥寥无几，所以他的书法更是不为人所知了。

　　近二十年来，牌匾书法声誉最佳的是老书家武中奇，他写的牌匾遍布大江南北。武中奇写牌匾的重要起点是1949年书写“上海市人民政府”。民国时期的上海，文人集聚，书法人才济济。武中奇获此书写殊荣，除了他的书法雄浑刚健以外，可能还有政治因素在。因为江山已改，新政权对民国时期上海文人的政治面目不能了然，于是，曾在1942年题写“抗日烈士纪念塔”的武中奇必然是最理想的人选。

　　三十年前，文化低落，能看一场电影，是人们的快乐之事。武中奇题写的“大华电影院”、“曙光电影院”等牌匾，在文化单调的岁月，是吸引人们眼球的最佳亮点。

1907年出生的武中奇，如今已是百岁老人，在电脑文化的冲击和书法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形下，南京的牌匾书法文化是否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成为人们关注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话题。

　　去年岁末，笔者去外地采访乘火车回宁，路过渡江胜利纪念碑，看见其北侧的大楼上面镶嵌了“阅江广场”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何谓“阅江”，阅波澜壮阔之长江。这四个大字，每字有四米高，其高度，为南京牌匾之最，线条的凝重，结体的宽绰，气势的壮阔，为观者所叹服。“阅江广场”的书写者，是南京师范大学的陈仲明教授，他的年龄和百岁老人武中奇相差最少五十岁，若按辈分算，相隔最少两代人。我们欣喜地看到，在牌匾书法文化弱化的今天，金陵牌匾书法文化的后继有人。且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气势。

　　　　　　　　　　　　　　　　　　　　　　　　　　　　　　　　　　　　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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