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何为？——祭画者吴冠中

    他的一生独钟艺术这一件事，除此无任何爱好。他视画画的形式之美高于一切。然而在“内容决定形式”“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单纯地画画”几乎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在与体制和政治环境无奈的纠缠中，他执拗而孤独地遵守着内心的“艺术之美”

    六十年“非主流”画者

    吴冠中并不是故意要跟体制作对。他只是觉得在法国那么多年，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他的艺术不可能成为主流，体制就没那么吸纳他。”

    北京蒲黄榆地铁站门口有一片极为嘈杂的路段，小贩把仿制的LV包挤满便道，荒腔走板的歌手在为商场开业吆喝，穿过这段满是果皮和痰迹的街道，向左一转，是一片建于2000年左右的小区，楼房外墙斑驳，没有保安更无须登记。走进去，凉面摊子前坐满喝啤酒的房产中介，有老人在楼下遛狗，问他们，“知道吴冠中住在这吗？”他们回答说，“哦，那个画画的，死了吧？以前看他有时候在这溜达，总有来录像的。”

    这是6月26日傍晚，小区一如既往的平静。居民们从报纸上知道，前一天深夜，自己的邻居吴冠中去世，在悼念的报道中，他被称为“大师”。

    难以融入主流的法国留学生

    走进楼内，楼道狭窄，电梯逼仄，只能勉强容下五人。吴冠中家门紧闭，屋内安静。他的大儿子开门问明记者来意，颇有些为难，“我母亲身体不好，她还不知道。”客厅墙壁上挂了一张吴冠中的黑白照片，前面有些鲜花。

    吴冠中的夫人在卧室问，“谁来了？”儿子们就走进去说，“有人来照相，没事。”把老人再哄回屋内。这位陪伴吴冠中走完一生的老人，因脑血栓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到此时，她仍以为老伴还住在医院。

    逝者生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发出讣告，称吴冠中为杰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并提及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以及政协常委的头衔。这是“组织”对于吴冠中的盖棺定论，但六十年前，吴冠中回到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体制与这位画家之间似乎一直缺乏润滑。

    1950年，经过多日考虑，公费赴法留学已4年的吴冠中决定回国。那年他31岁。对于新政权，吴冠中和其他留学海外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向往中混杂着恐惧。

    经香港回到老家宜兴不几日，吴冠中就急忙奔赴北京。教育部归国留学生接待处设在西单旧刑部街，这是为留学生联系工作的部门，也是吴冠中进入新体制的第一个必经站。首次到京的吴冠中看到了自己想象中的故宫和红墙，也看到了“行人如蚁，一律青灰衣衫。”他感觉自己的西装革履残留着太多法兰西的气味。报到完毕，他直接去往东安市场，买了一套蓝布制服，换下西装，“才可自在地进入人群。”这个微小的细节成为了某种预兆，从此，吴冠中开始努力与体制磨合，但始终不得要领。

    最初，吴冠中本想投奔当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刘开渠，回到杭州母校任教，但在北京友人家中意外碰到同学董希文，两人叙旧的第二天，董希文挑选了几张吴冠中所作人体油画带走。十天后，董希文将画还回，并告诉吴冠中，“中央美术学院已经同意聘用你。”

    彼时，央美由徐悲鸿主持，因其一味主张写实，所以与杭州系学生水火不容，而吴冠中自法国时便看重绘画形式美，他问董希文，“徐悲鸿怎能容纳我的观点与作风？”董回答，“今天是党掌握方针和政策，不再是个人当权独揽。”吴冠中于是答应入职央美，但他并不知道董希文此话的意义，也更不了解，自己受聘还需党委通过。

    吴冠中全家来到北京，租住了两间平房。他教一年级某班素描，如今的美协官员靳尚谊、詹建俊等人都在这个年级。和吴冠中预想的一样，学生们忠于理性写实，他在课上开始鼓励差异，启发个性。但这一套并不为所有学生接受。那时，新政权刚刚建立，文化艺术被当作稳定政权的工具和武器，连环画、宣传画是美术的重头，苏联式的写实为正路，而强调形式美则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学生们将苏联的列宾奉为偶像的时代，吴冠中坚持在课堂上向同学展示现代主义的画册。

    与吴冠中交往近三十年的批评家贾方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客观地讲，吴冠中并不是故意要跟体制作对。他只是觉得在法国那么多年，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他的艺术不可能成为主流，体制就没那么吸纳他。”

    不入主流的吴冠中经常做出一些自己事后都认为“荒谬”的举动，比如，他喜爱自己班上一位极有灵性的学生，但那位学生积极参军，吴冠中十分惋惜，还劝阻其不要去。事后他回忆说，“这样的教师早晚要被赶出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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