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此篇文章是缘于近年来诸多学者与艺术批评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种种问题的披露，以及各类艺术创作论的发表和实践。具体到国际策展人侯瀚如的策展实践转向“全球悲剧”与学者李公明宣导多年的“艺术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艺术观。再到全球艺术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质疑与批判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的现实。藉此，才对“当代艺术”提出这般存在理论问题、有失平允的发问。

　　在中国当代艺术沿袭西方艺术发展史的惯性犹在的今天，在诸多理论研究者与艺术家在竭力地谋求中国当代艺术出路的时期，或许，我们可以片面但正确地再次强调：重要的不是材料技法与语言形式，重要的是艺术观——“艺术的态度”—— 吴鸿所言的“怀疑一切貌似合理的定论的态度”。

　　艺术观有很多种，基于社会正义与公正角度的艺术实践，体现了艺术家的良知与当代艺术的社会关怀。在这个频频出现“什么是当代艺术?”、“什么是当代艺术的精髓?”、“当代艺术何为?”等等关于当代艺术的争讨之中，提出并强调一种正确价值取向的艺术观的必要性已是显而易见。

　　通常来讲，如果艺术家的艺术观不能影响其他人的生活，他的艺术创作不能给人们以思想的启迪和对现实的反思，而成为一个“装饰工”、“表演娱乐者”，那么他的艺术品将不再有力量，并会被人们忽视而没有价值。当然，很多人会否认这一点，原因是任何一种艺术活动都可以被诠释的有意义，即使是“苍白、空洞的能指”。所以，针对那些网络时代催生的且泛滥的个人情感表达，我们被围困于私人化与公共性的二元对立的理论漩涡之中，在媒体无节制的宣扬之下，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分逐渐消失之时，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也在迅速变得模糊不清，这似乎代表着我们对此是无理申斥的。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时代，具有的私人化意义的艺术创作并非一定是最有价值的艺术。

　　在中国艺术家面临“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以及后殖民自由主义等利益共同体之时，非常讽刺的是，当代艺术家没有正视现时代“人的情况”与形成人道主义的反射，反而在伪民主误区中的自由经济市场中成为受益者。那些基于某种期望与压力的艺术家在这个“政治因为语言而迷失”的时代，选择了“去政治化”创作道路，贴近权利与资本。在这个全世界都正在上演的战争、暴动、自然灾难、贫困等等社会问题的今天，还有什么能是“去政治”的?很明显，这种艺术主张是在被权利的招抚与资本的利诱之下，降低了的艺术尊严，甚至是人的尊严。

　　当然在眼下的中国坚持此种艺术观确实十分不易，政府对当代艺术持有的“在野放养”态度，“越界”便被捕的现实(国内具有争议性的艺术家被拘留甚至被失踪的现象屡屡发生)，使得艺术家为生存而收敛批判的锋芒。当然，这种事件也并非只发生在中国，沙迦双年展总监Jack Persekian因其颇具争议性的工作而被猝然免职，更为悲剧的是埃及艺术家Ahmed Basiony在Tahrir广场的暴乱中被击毙。这些悲剧事件的发生，让我们不得不迫切的去质疑与追问——这些政权难道不是艺术最应该抵抗的对象吗?此时艺术何为?现实告诉我们，国内的大多数艺术家会避开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努力，而没有做到最起码的质疑行动。当然，目前在国内也已经出现了很多对此有所作为的艺术家与团体。

　　在这个主流媒体作为政府传话筒或被公然审查的时代，我们首先要剥离那些令人困惑的报道，以使社会事件最低程度的被娱乐化。对于事件真相的理解，需要“结合其各自的复杂性与独特性——从社会、地缘政治及历史的视角来加以分析” ，艺术创作在基于以上的观看与质疑之后，再向既有的政权施加压力，促进社会改革与完善相关体制，最终才能实现艺术的社会价值。

　　这样的艺术态度是在建立一种对于现实的理解方式与批判式认知，以及对真相的诉求。对于艺术家而言，更或者说是对人而言，这些本来就是他们最迫切、最理想的诉求对象，“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充分获取批判性养分、史诗性的激情和对社会公正的立法角色。”在今天，“重要的不是艺术”，我们只需要采取一种“态度”去观察日常生活、体验具体世界，甚至是改变世界。早在20世纪，艺术就已经被一些先锋艺术家与激浪派理论家在审美的纯粹性中解救出来，成为伦理道德立场的有力表现形式。因此，在这个失真、毫无美感的时期，道德与正义早已被权势结构、经济法则“俘虏”之后，艺术更应该露出锋芒关注并批判社会现实，同时也必须肩负着面向社会宣导“艺术的态度”的职责。

　　或许，有人会问，仅仅凭借“艺术”的力量真的能够有助于那个理想中社会的出现吗?实际上，唯一能确定的是艺术家自己努力的程度与其实践的成效。在这种改变艺术与社会之间现状的努力中，与公众以切实的见解与互动进行分享。也许能够建立自主的、自立的、自治的公民(艺术家)和一个可以自我反省、自我修正的政治社会之间应有的关系。正如齐泽蒙-鲍曼所言：“他们只能一起到来;没有其中一个，另外一个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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