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鉴定作者的手迹来获得依据的办法，应该着眼于选用那些与被印证的手迹在时间上相近、书写方式相似的信件上。当然，如果有相关文物鉴定机构或专家直接对“信札”、“辞宴帖”原件进行科学鉴定，是最好的办法，总比依据发表在报刊、专集中的印刷品来靠感觉和推测要准确得多。

　　笔者的观点：宁可相信真写作；无须承认伪制造。

　　在中国内地，对胡适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应当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组织专门人员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胡适往来书信选》率先系统地整理刊布了胡适遗留内地的遗稿，为学术界重新认识胡适奠定了文献基础。与此同时，研究专著也相继问世，其中包括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三联书店1989年2月），曹伯言、季维龙和耿云志编著的《胡适年谱》也分别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1989年出版，华东师大图书馆则编辑了《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目录索引》，由该校出版社出版。此外另有石原皋著《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等回忆录的出版，近年来安徽教育出版社更是极尽乡情之谊，不惜代价组织人力物力编辑出版了八卷本的《胡适日记全编》。黄山出版社则推出了由耿云志主持编辑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皇皇42册，印数虽仅200套，但其将中华书局本的整理选本扩充为直接影印手迹件，弥补了以往“只得一斑不见全豹”的遗憾，为从事胡适系统研究的人们提供了更为接近原貌的一手材料，诚为学术界的福音，出版界的楷模。

　　此外，胡适先生的学生和晚年的秘书、助手胡颂平所编《胡适先生年谱简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后者为10卷本巨编，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书中收载了非常丰富的材料，其中将胡适先生大多数文章和手稿也摘要或全文录入，为研究参考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广为内地学者参考利用。

　　跨入新世纪，经历过上个世纪“五四”的文人学者，多已作古，对于这些人物的书稿信件的收集、整理已日渐重要。这些已具文物价值的书札手迹，同样受到了收藏者的珍爱，这本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也随之派生出逐利忘义的作伪者来。无独有偶，几乎是与此同时的《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19日）上，即刊登有王世家《香港普艺拍出鲁迅手札赝品》一文，披露在香港普艺拍卖公司举办的一次拍卖活动中，一批包括孙中山、鲁迅、李大钊、胡适等近代知名人物的书札悄然登场，鲁迅的信札以6000元港币拍出。而据王先生的考证，这通“鲁迅致王炜春信”纯系造假者临摹的鲁迅手札赝品。足见对名人书信的作伪以求暴利，已经成为收藏界的一大隐患。对收藏名家书信真实性的问题，不仅成为影响收藏者本身利益的问题，同样也给学术研究造成了种种障碍，围绕史料真伪的争鸣，在近年一直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之一，所以我们有必要采取科学的方法从事对史料的辨析。纠明此札之意义，在于考辨藏品之真伪的同时，更将为胡适研究增添内容，通过质疑解惑，可使问题得到明朗，对端正学风，强调学术，使收藏界健康发展均有益处。我们期待着这件胡适书札的真伪问题早日在专家学者的考证研究中，得到圆满的解决。

　　更希望广大的收藏爱好者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学识，得到一双辨别真赝的慧眼，使那些造假者无从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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