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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费以耕
　　

　　中秋节期间，馆藏名家书画扇面在温州博物馆书画馆继续展出。精心遴选的94方明清以来的书画扇面，汇聚了50年来的馆藏精品，给市民假日生活增添了一份清雅的文化气息。应观众要求，本次展览将延至国庆长假以后结束。

　　这次在温州博物馆展出的扇面作品，从种类上讲，折扇居多，共75方，团扇19方；从年代上讲，明代作品比例很小，只有蓝瑛、祝允明、文伯仁、邵弥等寥寥4家，清代作品却云集了权贵缙绅、文人雅士、江湖布衣等各阶层书画高手的作品，共55方；近现代的扇面品相完好，均出自名家之手。这些作品绝大部分为当时温州居官在外延请或馈赠之物，有的是世族大家庋藏流传有绪的传家宝物。堪称明清以来温州地方书画扇面收藏与创作发展的缩影。

　　扇子史话

　　扇子在中国使用源远流长。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早期的扇子制作工艺并不复杂，用料单一，扇面也不适宜写字作画。最早的扇子实物出土于2007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江西靖安李洲坳的春秋晚期一坑多棺墓中，这是一把竹编扇子，扇把不是居中而是偏向一侧，形状有点像菜刀。

　　有关扇子的记载，中国历代文献中均有迹可寻。晋代崔豹在《古今注·舆服》中记：“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尧禅。”早期的扇子，用天然的毛羽或珍贵的丝绢面料制作。功能也不是用来纳凉，如秦始皇出巡时的铜车马上有一柄立式高伞，称为“障扇”，用于遮阳挡风沙。人们所熟悉的诸葛亮“羽扇纶巾”中的羽扇就是流行于两晋时期，被当时文人士大夫充当儒雅之具。用料一般是白鹅毛，或是野鸡毛，也有用天上飞禽的毛编制而成。

　　扇子至迟从汉代开始充当纳凉工具。此时的团扇用料一般是用丝织的素绢，仅限于宫廷及权贵们使用，又称为纨扇、罗扇、合欢扇。到了唐代，特别是两宋时期，团扇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成为女性的专用品。一般认为绘画团扇自唐宋后开始盛行。宋元以后，由于折扇的传入，并因折扇具有收放自如、携带方便、扇面可书可画、扇柄可雕可镂，集器用与审美于一体的特点，迅速被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而团扇不像折扇可随意收合，加之纤巧易损，明清代以后，便由折扇一统天下。虽说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团扇复又“昙花一现”，终因其不如折扇使用方便而销声匿迹了。

　　外地名家扇面

　　本次展出的折扇，年代最早的是明代祝允明（1460—1526）《草书扇面》。题诗选自东晋诗人陶渊明《饮酒》之五，左侧落名款“枝山道人允明”，钤印白文“祝允明”。虽无年款，但从作品开张舒放，跌宕奇逸，笔力遒劲，点画狼藉，看似乱其实不乱，看似散其实气脉贯注的特点来看，应为其晚年之作。也是合乎清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评祝允明书：“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的个性。

　　这次展出的其他三面明代扇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用金笺。这也是明代扇面的重要特征之一。比如邵弥（1594—1642）和文仁伯（1502—1575）的山水扇面均为洒金笺。他们与祝允明同为苏州人。文仁伯是文征明的侄子，山水、人物效王蒙。文家是吴门画派最重要的传人。文仁伯的山水有文征明典雅的小青绿特点，却用茂密的皴法和苔点来传达山林郁郁葱葱的景象。只见江亭山景，层峦郁茂，隐约可听到淙淙泉水声，一人独坐亭中远眺山景与江中孤舟。诗画之中，意境全出，令人浮想联翩。此幅作于明崇祯八年（1635），文仁伯时年42岁。蓝瑛（1585—1664）是“武林派”“后浙派”的重要人物，其《望江图》扇面苍松用的是钩勒浅绛法，景色高旷，用笔苍劲有力，墨色浓淡有致。他的画风对清代画家陈洪绶影响很大。

　　到了清代，折扇的地位更为突出，上至帝王，下至市井小民，无不钟情折扇。本次展出的清代扇面作品，不少都是出自当时名动一时的达官显贵，有贵为状元、榜眼、探花的经意之作，也有各画派领军人物的作品。

　　出身杭州名门的丁辅之，其祖父就是被誉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八千卷楼”主人的丁丙。丁辅之得益于家学，作为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他的扇面书画堪称双绝，为时人所好。所做的扇面往往以拿手的甲骨文著称，极少有其他书体。所画的题材也仅限于瓜果、松柏和梅花三种，其中瓜果最常画的是荔枝，此外是菱角、香蕉或西瓜。此幅扇面主题即为荔枝。长款为甲骨文，另加楷书释文。

　　值得一提的还有武进汤氏，汤氏书画传家百年不衰，曾祖父汤贻汾与曾孙汤涤书画扇面此次同堂展出。同样为书画传家代表人物的费以耕（？—1870）字馀伯，浙江湖州人，他是清代著名的工画仕女的费丹旭的长子，继承了其父仕女画的精髓，可谓一脉相承。此次展出的善画仕女的画家还有钱慧安、潘振镛等，他们的作品给人面目一新之感；还有海上画派“四任”（任伯年、任熊、任熏、任预）之一的任伯年的成扇《虎溪三笑图》、扇面《人物走兽飞鸟》及任薰的《水仙》。

　　一幅由状元与探花联手创作的团扇作品也颇为引人注目，其作者为状元陆润庠（1841—1915）、探花冯文蔚（1841—1896）。陆润庠，元和（今江苏苏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状元，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冯文蔚，字联棠，一字莲塘，号修盫，浙江湖州人。光绪二年（1876）探花，官至内阁学士。此外，还展出了探花出身的王文治的行书扇面，以及折扇扇面名家王铎、吴廷康、王礼、曾熙、黄山寿、顾沄、俞樾、沈曾植、赵之谦、杨沂孙、蒲华、王褆、郑孝胥、吴昌硕、余绍宋、章梫、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等的作品。

　　本土名家扇面

　　温州旧有“东南小邹鲁”之誉。宋代“永嘉学派”开启了事功学派先河，影响深远。晚清之际，以瑞安三孙（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三黄（黄体芳、黄绍箕、黄绍弟）及东瓯三先生（宋恕、陈虬、陈黻宸）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重振永嘉学派余绪，令一度消沉的东瓯重现文化复兴之象。扇面大小虽不过盈尺，仅充任雅赏清供之物，但以小见大，也可窥见一地风情，是地方文化风雅之缩影。温籍大量画家参与其中，从其流世的数量来看，足见当时此风炽盛。本次展出的不少作品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和孙锵鸣、孙诒泽父子，一家两代人，亦仕亦儒，传世以书法翰墨为主，少见丹青作品。此次展出除孙诒泽为书法扇面外，其他三人均为书法团扇，以绢或洒金笺做料，制作考究，品相完好。与他们时代大至相同的同乡王金庚、王鸿诰父子，虽为布衣，但与赵之谦、丁文蔚、张菊年、陈介石等名流交契，眼界开阔，所绘山水、人物、花卉、禽鱼、走兽面目奇特见魄力，颇有可圈可点之处。此外，展出的瑞安籍书画家中，如胡焕、胡世隽、林纯贤、杨绍廉、池志澂、王岳崧，他们或工花鸟、人物及禽鱼，或善写翰墨，或雅淡无痕，或浓妆重彩，无不以自己的才情在东瓯大地艺术领域留下自己的亮丽华章。

　　这里还要提到“永嘉画派”和书画传家300年的马家。永嘉画派的形成，与项维仁及客贬温州的“七道士”之一曾衍东的倡导有直接关系。在清乾隆道光年间，他们因共同的志趣，时常在松台山寄情林泉之下吟诗作画，慢慢营造出“永嘉画派”的文人圈子。项维仁的山水仿董源，多苍郁之气，并亲授学徒。本次展出的汪如渊及其弟子蔡笑秋、张光（红薇）、郑岳（曼青）的扇面里，既可窥见项维仁的风格，也能寻得他的衣钵继承者汪如渊与其弟子之间风格的一脉相承。温州马家以书画传家300年而闻名。本次展览首次将马炅中、马元熙、马孟容、马公愚数代人的扇面作品集中亮相，实属难得。马炅中为道光八年（1818）解元，工书及篆刻，尤擅画花卉。从他开始，马家丹青翰墨高手300年代不乏人。其子马元熙工山水花卉卓有成效，元熙孙马孟容工花鸟山水，熔中西画法于一炉，其弟马公愚擅书画篆刻，与其兄并称“马氏双璧”“永嘉二难”，名扬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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