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瓷器始于何时？由于缺乏考古材料尚难定论。但是从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火葬墓出土大理国青釉环纽斗笠形盖敛口贴印人物罐，附加堆纹青釉平底罐，其瓷化程度已相当好。在此之前应有一段青釉的起萌期，而且和南诏细质釉陶有着渊源关系。
公元829年“南诏攻西川，连陷戎、巂、邛诸州，十二月南诏抵成都，俘子女百数万人而去，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大理是南诏、大理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先在这里出土大理国时期成熟的青釉器是理所当然。而云南青釉的创烧在九世纪是可能出现。
元代是云南青釉的发展时期，在经济、文化、交通发达的地区多有发现。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10万元军“乘革囊及伐渡”金沙江平定大理，由于地方民族政权分散，闭关自守，有碍封建中央集权统一领导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于是公元1273年“立云南行中书省，初置郡县”，把政治中心从大理迁至中庆（昆明），从此云南成为全国行省之一。《临安府志·土司传》说：“元初置千户，隶阿棘万户府，元间改隶善阐宣尉司（属中庆路）分为二千户，隶云南行省，又改隶临安宣慰司，名纳楼茶甸”。所谓“纳楼茶甸”指临安纳楼土司的所辖领域，即李仙江、藤条江、红河地区。李仙江源出今思茅地区景东河，流经把边江、墨江、入建水藤条江和元江及下游红河并列入越南富春江。以上江域两岸产茶，“各纳楼茶甸”，甸即坝子。相当李仙江下游墨江至红河范围；经济上推行军、民屯田，兴修水利，均赋税。元军平大理后“仅存二万人”，故先行民屯，来源“漏藉户”，云南省行八处，临安居一。仅临安就拘刷“漏籍户”23000户屯田，仍然不够，又“募民开耕流，海州荒地，官给谷种，所得子粒，官得十之四，民得十之六”，加之“免除徭役，按亩纳税，编入已业田户”，从而鼓励内地无地农民、失业者来滇开种，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军屯”因“云南旧屯蒙古军甚少……以备出征”，于是“军屯田除白军（当地降军），还有畏吾儿军（回军）、汉军屯田”，而临安军屯户16000户。招募民屯不详，有据者临安漏籍户、军屯户为39000户，并委任“临安宣慰司兼管军民屯户”；商业上“听民伐木贸易往来，并规定地方贝币兑换全国通行金银的比值，以加强内地商人到云南贸易往来；手工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内地汉人的入迁，也相继兴起，元代在各路设人匠提卒司”为管理手工业机构。一般说云南土司管辖下的农奴只能耕种放牧，不得从事手工业。元代为了云南手工业的发展需要，就从汉军中抽调一些为“军匠”，或从民屯中挑选原从事手工业者为“匠户”，手工业者不得转业，世袭生产，精艺者则调入大都宫廷使用。建水陶瓷手工业虽无记载，而临安是军、民屯地，土司农奴又不能从事手工业生产，后来军、民屯田制的破坏，其中陶瓷手工业者在张家沟利用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瓷土资源和当地制陶的彝族，将陶器推向瓷器制作；文化上由于入迁临安府汉人增加，传播儒学“建孔庙，创孔学，购经书，授学田”，也就成了现实。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在建水城修建占地114亩，纵深625米，规模宏大具有内地建筑传统风格的文庙，已成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上说明元代将建水改置为路，已作为行省政治、经济、文化开发区。
元代在云南的改革措施，未必完全贯彻，但对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并为明代在云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军三十万平定云南北元残余势力，总结元之经验教训；行政上改行“土流兼治”和“改土设流”，以削弱当地民族土司的权限，洪武十五年建水纳楼土司归附，在所辖地区“设流官”，由明王朝委派官员管理；经济上全面推行“兵自为食”的卫所屯田制度，29万明军就地行屯，为保证军屯的贯彻，“以钞二万二千锭往四川市耕牛万头”、又命“川精选兵二万五千给军器、农具屯田”、命“湖广、靖州、五开辰沅等卫新军，选精锐四万五千人”、“率西安卫兵三万三千户屯云南”。洪武22年行“民屯”和“商屯”，民屯来源内地“移民就屯荒乡，或招募、或罪徒为民屯”。“商屯”又称“盐屯”，商人为利在内地招募来滇屯田，以粮换盐贸易，商屯多设临安。于是明代通过各种形式屯田人数达50万户之多。成为历史上入滇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不仅推进云南的农业发展，而且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其中不乏陶瓷手工业者，建水窑以“湖广”籍命窑和“命湖广……民三丁以上者一个往云南”屯田相符，另临安府所辖华宁境内《重修慈云寺功德碑》载：“冶北里华盖山下，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江西景德镇人来滇办厂于此。为生活之计继则汪氏、彭氏、高氏、仲氏，以及范、刘、柯、杨姓，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接踵而至，遂萃处焉……”。说明内地陶瓷手工业者到云南促使瓷窑的兴起，明《云南通志》首次出现了“窑课”。云南窑址和墓葬出土的瓷器以明代居多也相符合。
所以我们认为建水窑明代青花是在元代青釉和原始青花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其造型、纹饰、布局深受景德镇青花的影响。但是窑址所在地蕴藏丰富的瓷土、硅石、钴土矿则是窑址生存发展的主要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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