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越 实习生 雷林

　　那年那月的你，被老师点起背诵课文，倒扣在桌面上的书里掖着折角，还有你临时抱佛脚添上的疑难字注音。全班同学跟着你的背诵翻到下一页，你却想不起下一页上写的是啥，同桌的羊角辫女生轻声提示了两个字，你没听清楚，还是卡壳。那窘迫与燥闷至今难忘。

　　那年那月的你，期末考试最后一门结束，书包倒空，“鲁郭巴老曹”和“唐宋八大家”，俱往矣！亭子间书架底下一塞，或者干脆找弄堂里收废品的老头过来秤分量，卖得几角钱换小人书看。

　　刚刚闭幕的上海书展上，带着儿女的你，不经意路过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柜台，余光扫过，记忆闪亮，那不是那年那月的语文课本？！只是它们那么新，那么整洁，就像从来不曾使用过，就像儿时的自己在新学期开学时从老师手里领来的模样……

　　“孤本”教材，出版社也只保存了一两套

　　“哎哟喂，这不是我以前用过的书嘛！”

　　“儿子快看，这是妈妈以前读的课本！”

　　“真可惜啊，我以前的课本都扔掉了，蛮好留下来的！”

　　书展一周，各个年龄段的读者都在这里驻足，找到了自己童年的回忆。惊喜交加、、爱不释手、拍照留念的场面几乎没停过，让“潜伏”在人群中的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值班人员十分满足。

　　“这书卖吗？”很多人扬起手中的某一册课本，充满期待地询问工作人员。

　　“这只是展示品，封面是按原版本重新印刷的，里面订的是白纸。怕损坏，所以用塑封包起来。”上教社的值班人员每每这样向读者解释。

　　实际上，即便在保留了上世纪50年代初迄今很完整教材课本种类的上海教育出版社，每种教材也仅存一两套，年代越往前，版本样书越少，“孤本”现象很普遍。

　　逢有人到社里参观，上教社副总编辑王耀东有时喜欢带人到一楼的图书库房里转一圈。库房很逼仄，整排整排书架平时合拢在一起，有人参观时由管理员顺着轨道缓缓推开少许。这时才看到，在旧书独有的气味中，成千上万册书脊黄灿灿一片，大部分是民国时代、解放初期到九十年代的成套中、小学各科教材，保存相当完整，宛若宝藏洞开。上教社于1958年正式批准成立，是继人民教育出版社之后全国第二家教育专业的出版社。因为长期从事中小学教材的研发、出版工作，所以上教社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累积了非常丰富的教材资源。

　　“也算一种‘炫耀’吧，”王耀东这样解释自己的心态。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炫耀”更直接地彰显光荣的社史，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收藏”更直观地表达了对几代出版人劳动的尊重？

　　在今年上海书展上，上教社原本是抱着宣传上教社专业出版特色的初衷，组织了这批老课本的“复制”展示，预想过读者会感兴趣，但没想到兴趣会这么浓烈。此前有关“老课本重新复出”的模糊想法，似乎因此而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