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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艺术家在国际大展中的频频展出和获奖，“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获取国际身份”已经成为美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随之出现的“国际规则”、“后殖民主义”也成为评论界关注的焦点。面对全球化的强烈冲击，中国艺术家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同国际平等对话、应该通过什么样的艺术方式获得国际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以获取自己在国际上的合法身份呢？

　　此时，西方无视中国内部文化的差异性，并且强行地在自己想象的基础上建立了与中国的文化和民族认同，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单一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强制性的认同模式，更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上的霸权主义。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狭隘想象，使得一批适合他们“口味”的中国艺术家理所当然地在国际大展中“粉墨登场”。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性大展的宣传作用，也蒙蔽了全世界人认识中国当代艺术的眼睛。王广义、张晓刚和方力钧等人在威尼斯双年展中展出的作品千篇一律的充斥了诸如“红卫兵”、“毛主席像”类的“中国符号”。在被问到如何看待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内艺术家时，侯瀚如这样说，怎么看国内的艺术家的作品都更像宣传画。

　　想进入国际大展而扬名吗？那么请在你的作品里夹带上“中国符号”。国际大展对中国艺术作品选择标准就是这样，然而面对这种引诱，一些“识时务”的中国艺术家似乎也意识到只有满足西方这种已经设置好的艺术创作模式，他们才可以获得国际上的成功。随之，一批批“换汤不换药”似的带有诸如中国式落后、愚昧的艺术作品屡屡亮相国际大展。中国艺术家的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身说法也给后来的艺术家指明了一条通向国际的“康庄大道”，同时也把许多唯利是图的艺术家送上了国际“斩”场。比如，蔡国强在其作品中用火药炸出一条龙，我们知道火药是中国发明的，而龙则又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明显的带入中国符号；徐冰作品中的可知不可知的汉字更是带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点，是典型的中国标签。不夹带中国符号的艺术作品就很难进入国际展览，发展到现在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不争的事实。这些根据西方人的“东方学”标准所打造出来的带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当代艺术在他们自己人的眼球里也闪烁出了如其所愿的“东方情调”和“异邦文化”的光芒。

　　由此可以看出，直至现在，西方没有当然更不原意走出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认识的误区。他们仍然以一种强者的姿态在挑衅着中国当代艺术。作为一种弱势文化，显然它不可能与西方文化平起平坐，更谈不上拥有自己的发言权。然而这种所谓的这种“东方情调”的作品并不能代表中国当代艺术。西方按照自己的意志，将并非属于中国再造文化的“地摊文化”强制性的贴上中国前卫的标签，并大张旗鼓地将其纳入国际展览。对此，我们要说这是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严重误读和强制性规定。

　　毋庸置疑，由跨国资本所带来的后现代消费文化作为强势文化给中国的民族文化带来了强大的冲击，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和不平等导致了中西文化交流上的“非互动”和“霸权主义”。在这种非平等的对话中，中国艺术家一方面为自己套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的伟大花环，一方面为了获得西方的认同，自觉或不自觉地迎合着西方的口味，变着法子给自己的作品贴上“东方情调”、“中国制造”的标签。随后，这群握有“国际认同”的艺术家们便大张旗鼓地“批量生产”、“批量销售”，至于作品背后的意义已经不再属于他们考虑的范畴。

　　后来的艺术家也都想通过这种创作模式获得参展的机会和进入市场。比如，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师何剑正是这种“识时务者”的典型代表，并模仿了蔡国强、徐冰等人的策略和“艳俗艺术”的流行方式—婚纱、西装和玫瑰，并将永乐宫道教文化中的系列诸如程式化的面孔、浪花、祥云和青松的符号掺合进当今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而培育出了这种不古不今的怪胎。然而就是这种怪胎，很自然就赢得了跟其前辈们同样好的销路。张朝晖在《生活在尘世——谈何剑的绘画探索》中对其评价，何剑“追溯到千年前的佛教壁画艺术，在那里，他找到了感动，找到一个曾经被湮灭的传统，找到了艺术灵光显现的瞬间。这样，何剑的作品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也为传统和当代艺术的关系找到新的注解。”然而在何剑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不到任何语法上的突破，甚至还发现了其生搬硬套。紧接着张朝晖又说，“他（何剑）的作品不仅来自于今日中国城市社会的现实生活的土壤，而且带观众跨越时空，而将现实与历史结合起来。”王南溟曾将这种评论方法比喻成要将艺术家变成超时空的“宇宙飞人”，张朝晖对何剑的评论又是一例。

　　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当代艺术，同时也面临着新的类似的拷问，而像这种中国符号的“拼盘”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根本性突破，同时更没有给我们太多的启示。它所给与我们的只能是将中国当代艺术置于诸多矛盾交炽的多难境地。栗宪庭曾说，“现代艺术的展览是一个游戏，就像一盘菜一样，每一位展览策划人就像一位厨师，他在做一盘菜，他并不真正懂得你，并不真正地理解你，他只是为了要做这盘菜而已。比如做一个拼盘，这个拼盘中必须有‘中国’，那么中国就像一个‘春卷’。”

　　面对这种由西方设立，中国艺术家参与竞赛的游戏规则，我想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处于弱势的我们如果一味的迎合西方的口味，那么我们永远都是输家。我们所必须要了解的是，所谓的“中国符号”已负载了太多的僵化与陈腐，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创建新的艺术样式、进行新的艺术创作，这似乎才更贴近中国当代艺术的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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