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凯瑟琳·卡尔，一位美国的业余画家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慈禧的真实容貌。正如一个美国人所言：“她是一个皇帝的生母，一个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个皇帝，她还废了一个皇帝，她统治了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利的国度。说她是19世纪后半叶最了起的女人，这不算是夸张吧？”

　　慈禧晚年喜欢为自己画肖像，曾以厚金聘外国画师进宫供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俄国沙皇古拉二世和皇后将一幅八英寸着色全家照，命驻华公使赠送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当她看到摄影画像快而方便，并且神情酷肖，效果更为真实时，跃跃欲试的心情便日益强烈，对照相产生浓厚兴，想亲身领略一下其奥妙了。

　　摄影在当时主要还是采用玻璃版底片或干片，它的成像程序复杂，全部照相材料均须进口，成本昂贵。如今故宫博物院内珍藏着大量当年所摄的玻璃底片和照片，其中仅慈禧一人晚年所拍照的三十余种装束、神态各异的照片就有百余张，大多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其七旬寿辰前的留影，都是由清廷曾驻日、法公使三品卿衔裕庚的次子勋龄所摄。

　　慈禧为了照相，特传御旨在其颐和园寝宫乐寿堂前搭席棚，用布景屏风为衬，并按殿内样式布置豪华的陈设。当时颐和园内虽已有电灯，但不具备用于摄影的照明器材，为了突出主体人物式的立体形象，又不触犯慈禧所忌讳的阴阳脸，提高成相的清晰度，只有利用自然的散射光，方可使其“尊容”拍摄达到最佳效果。慈禧在照相之前，要亲自翻阅历书，选定吉日良辰。拍照时常命御用摄影师勋龄为其连续拍上几张不同姿态的宫装像，并迫不及待地命令将每张放大数幅，还要速将尚未上光的带水的样片呈奉御览。

　　慈禧太后对拍照禁忌的开戒来由，据史料记载是因为一些西方国家政要为加强与清朝政府的联系而讨好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曾征招画家来中国为她画像。清朝在紫禁城里曾居住过十个皇帝，自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即有洋画师如郎世宁等人供奉内廷被破例赏予职衔顶戴，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皆较优越。道光、咸丰年间的鸦片战争导致中西方交恶，洋画师在内廷销声匿迹。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才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夫人推荐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Cathleen Carl 1858—1938)入宫画像，此后又有荷兰画家华士·胡博(Hubert Vos)于1905年入宫为慈禧画像。

　　慈禧太后是清朝最高统治者中唯独同时拥有西方文明的油画肖像和摄影照片的人，她在画像和拍照过程中的表现，果然显示了帝王的权势威严和中西文化冲突。卡尔回忆在宫中受到慈禧太后热情的上宾款待，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慈禧在宫中的绝对权威：“其威严之容，有足使人震慑至不可方物之魔力”，“能使大小百官俯伏于宝座之下”。

　　这位被慈禧称为“柯姑娘”的洋画家在宫中一住就是9个月，成为唯一得以近距离观察慈禧和中国宫廷生活的西方人士。对于这最初带着强烈政治目的、而后被慈禧深爱的个人第一幅油画像，慈禧特别重视地择定黄道吉日开笔和完成，清廷特派皇族代表溥伦专程护送到美国圣路易博览会陈列，借以显赫于天下。这番画像经历，也成为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一起戏剧性“改革开放”事例。

　　凯瑟琳·卡尔幸运地得到慈禧的协作，总共绘制了4幅慈禧太后的油画像，并近距离切入到当朝奢华的宫廷生活。随着画像工作的进展，西方造型方式与中国传统绘画习惯不期然地形成了观念冲突。

　　卡尔回忆道：“他们希望细部越详细越好，不想要阴影。如果只考虑太后一个人的话，她很有鉴赏力，人也开放，最后总会给我更多自由；但她也不得不遵守传统，在绘制中国帝后的肖像时，传统和成规必须不折不扣地得到遵循才行。……当我明白我将不得不运用传统的方法来表现太后那异常吸引人的性格、将它平庸化时，我就不再对我的工作充满开始时的那种热情了。我头疼连连，内心反抗激烈，花了很大的劲才安下心来做这不得不做的事。”

　　这种中西文化冲突在之后在为慈禧画像的洋画家胡博的经历中重演，当时卡尔完成的慈禧画像在西方引起轰动，胡博在中国已为庆亲王奕 和李鸿章、袁世凯等朝廷重臣画过像。尝到了画像甜头的慈禧便继而邀请了这位荷兰裔画家，从勉强接受女性画家到主动联络男性画家，标志着慈禧与时俱进的思想观念开放程度。

　　1905年胡博第二次来中国，成为第一位为慈禧太后画像的西方男性画家，慈禧太后见到头像小样后，要求去掉眼睛上下和鼻子等处的阴影，眼睛要加大、嘴唇要丰满、嘴角要向上、眉毛要直。胡博不得不放弃西方肖像画的基本要领而按照慈禧的要求进行了修改，他在书信中向亲友抱怨：“总之，不要阴影、不要阴影、不要阴影，也不要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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