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曾被打入“冷宫”的老电影纷纷被“解禁”并再度成为观众追捧的对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发展时期。从此,中国电影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转折。

　　1979—1987年，第四代和第五代共同完成了中国电影的“拨乱反正”。人的主题的深化以及人道主义的理想成为艺术家长期思考和表现的主题，构成了新时期电影的思想层面。在美学层面，第四代和第五代“合力”掀起并推进了中国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革命，以革新的姿态和实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电影落后于世界电影的格局，从而为中国观众留下了一大批不朽的经典：《苦恼人的笑》、《巴山夜雨》、《牧马人》、《湘女潇潇》、《黄土地》、《红高粱》等等。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一阶段不仅是第四代和第五代的“黄金岁月”，而且也是中国电影的“黄金岁月”。

　　1987年是当代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也是“新时期”与“后新时期”的分界线和分水岭。虽然站在传统、正统电影观念的立场上对电影商品化、商业化的批判义正词严，但在票房和市场前所未有的压力下，电影理论批评终于改弦易辙，开始关注娱乐片。

　　1987年以后，急剧的社会变迁与市场冲击，不仅使得第四代、第五代作为有着共同的社会与艺术诉求的群体开始解体，同时也逼迫他们转变生存方式和生存策略，在个性表达与观众接受、艺术审美与票房收入、自我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中努力寻找平衡。如《我的七月》(尹力)、《心香》(孙周)、《四十不惑》(李少红)、《三毛从军记》(张建亚)、《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黄建新)、《民警故事》(宁瀛)。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根据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基本精神，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目标。1993年1月，广播电影电视部出台了《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自此， 40多年形成的独家经营、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产品分配的生产流通模式被冲破，使全行业电影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震荡。1994年1月，广电部、电影局授权中影公司每年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影片”，并以分账方式由中影公司在国内发行，海外大片的引进刺激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复苏。与此同时，国产大片也在1995年开始以票房分账的形式发行，并且按照大片的方式操作，《红粉》、《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樱桃》等一批“国产精品”电影在市场上显示出的与大片分庭抗礼的实力和气势，构成了1995年中国电影的一道迷人景观。

　　1996年3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规格最高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正式推动和启动了电影精品“九五五○”工程。在具体操作上，政府主管部门采取了包括行政和经济的各种手段来促进电影精品工程的实施，从而有效地拨动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促成了电影的整合趋势，形成了与新时期电影不一样的电影新格局。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下，主旋律电影实现了向“新主流电影”的成功转型，其代表作品如《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东归英雄传》、《红色恋人》、《我的1919》等。

 

　　1999年11月，中国与美国签订了WTO双边谈判协议，面对全球化的国际语境，管理层也在积极思考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在新世纪的新的定位，寻找新的发展思路和空间。2000年10月，中央文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大会报告在阐述发展先进文化的任务部分时，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并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电影明确定义为“可经营的文化产业” 。于是，把电影作为产业来发展，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化，成为了电影改革在相当长时期内所追求的目标。在新世纪新的历史背景下，电影主管部门按照发展电影产业的规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

 

　　2004年11月，广电总局又出台了《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在20号令放开电影制作、发行、放映领域主体准入资格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扩大了投融资主体开放的范围，并用法规形式巩固了电影产业改革的成果。正因为这一系列促进电影产业化改革政策措施的出台，迅速推进并形成了电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格局，使得电影产业化从政策导向和口号变成了可量化的“现实”电影生产力，逐步把电影引入了电影产业化发展的良性轨道。其中，民营资本及其他社会资本显示出了空前的活力和竞争力。华谊兄弟、新画面、北大华亿、世纪英雄、海涧影视等民营企业出品的影片如《英雄》、《卧虎藏龙》、《大腕》、《手机》、《十面埋伏》、《天下无贼》等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市场波澜，占据了全国影院市场的主要票房，成为了中国电影市场走出低谷的决定性力量。

 

　　从《英雄》开始，《十面埋伏》、《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等投资上亿元人民币的超级商业大片(笔者语)，尽管存在不同看法，但却仍然是近年中国电影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国内电影市场过去几乎是国产电影的唯一市场，《英雄》等影片大大拓展了中国电影的市场空间，逐渐形成了内地市场以外的香港、台湾市场，韩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市场，甚至还打入了欧、美主流院线市场。中国商业大片激活了国内电影市场，唤醒了中国观众对电影的热情，把大批观众拉回到了电影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水平，对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具有不容否认的积极意义。不过，超级商业大片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几个“大腕”导演的特权，而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运作模式。

 

　　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像《云水谣》、《东京审判》，尤其是《集结号》那样的主流电影、主流大片。《云水谣》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主旋律电影的叙事空间和市场空间，对于中国主流电影的市场化生存及其产业之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集结号》的热映彻底改变了中国大片的口碑和形象，不仅契合了在主流社会心理的前提下建构主流文化价值，而且还使得这种主流文化价值得到非常有效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流文化价值的有效传播是当下电影创作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中国电影所急需的，就是要大力推进和发展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主流电影，尤其是主流大片，迅速填补超级商业大片留下的市场空当，有效地占领电影市场、引领电影市场。

 

　　中国电影产业化仍然处在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中，因此，中国电影的政策调整和改革也是没有止境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为电影又好又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国产电影，尤其是中低成本国产电影，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建设中有着别的任何文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电影主管部门、电影创作界、电影发行放映部门以及电影理论批评界应该在更高的层次上达成共识，齐心协力推动中国电影进一步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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