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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跨界

兰亭书童 2012-01-31 热点透析 评论

  “跨界”一词,最近几年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我们经常会听到周围某某人士跨界了,或是画家客串做了演员,或是诗人开始画画,或是歌手写起小说,或是演员从事艺术设计……仿佛一时间又回到了艺术通感的时代,许多人都成了文艺全才。这与后现代理论提倡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有些关系。但抛开这些理论背景和个人才华,多数人的跨界行为还是由于利益驱使,源于商业竞争,是希望分享更多利益。

  其实,文艺创作本无界可言。之所以有跨界,还是因为社会发展以后,职业分工形成了彼此的隔膜,跨界就是要打破这些屏障,去寻找相互的联系。如果回到中国的传统社会,跨不跨界都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因为文艺在过去是不分家的,诗书琴画,均是文人墨客必备的修养。所以,在传统中国,我们既能够看到诸如王维、苏轼、唐寅那样的文艺全才,也能够找到“诗画同源”等相关学说。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传统中国没有今天这样明显的职业分工,而是以农耕为基础,文人墨客主导着文化形态。尽管那时候也存在所谓的七十二行,充其量只能算是各取不同的谋生手段而已。

  近代社会打破了这样的格局。首先,西方价值的引入,动摇了天朝的中心论基础,尤其是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平等思想,摧毁了传统中国的宗法制度与金字塔结构,更扰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其次,从沿海逐渐影响到内陆的商业市场兴起,导致乡村中国向城市化全面转型,也由此将中国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催生了一系列与市场相关的职业。这就是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大变带来的结果,就是传统的精英社会不复存在,文人世界也随之解体,分化成了不同的技术类型。

  事实上,西方同样有过通感时代,出现过文艺创作上的多面手。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就是一次人文精神的整体复苏,代表人物达·芬奇更是一位集艺术、文学与科学于一身的全才。但是,那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其特殊性就在于文艺复兴是试图从中世纪的神学阴影下走出来,彰显人的力量。所以,以人性取代神性,不可避免地也会从人性中折射出神性。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能成为欧洲艺术拱顶之石的原因。

  如果考察欧洲的历史,就会发现分门别类从社会职业上升到文化形态,恰恰也是在中世纪。正是在那个时候诞生了最早的学院,而今天我们大学里面的多数专业,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雏形。所以,我们不能把中世纪割裂来看,而应该视其为欧洲历史的某个发展阶段,既有上承,又有下启。从中世纪的大学发展出来的专业分类,后来被越来越具体地运用到当代社会。所谓“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去”,这句法国谚语揭示出的城邦概念与边界意识,正是形成后来术业有专攻的认识基础。

  19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绝少有这样的边界意识。但经过被动挨打以后,中国人的天下中心观崩塌了。于是,伴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想,中国人开始逐渐跳出自我,去认识西方,并越来越意识到他们不仅与我们价值观不同,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强于我们。所以,只是表面上做文章,单纯向其借鉴所谓先进技术还不够,需得深入他们的价值系统,学习他们得以强大的人文知识。这正是1905年左右张之洞等人上奏废止科举、兴办新式教育的原因。中国走向专业治国,从人才培养上明确分类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方面依托着城市兴起、商业市场出现的背景,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是融入世界的一个文化步骤。

  当然,1949年以后的专业分工与职业分类是另一回事,那是源于计划经济制度,为的是抽离各种专业背后的思想,将其变成不同技术为一种意识形态工作。如此一来,所谓的专业,实际上又成为了某种桎梏,束缚了人的思想意识。所以,到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许多人以人道主义为旗帜,摆脱过去的条条框框,又开始了艺术门类的大超越。不过,今天出现的艺术跨界,还不同于80年代的艺术创新与解放思想。正如前文所述,今天许多人的跨界行为,依托的还是一个市场环境,因而多半是受利益驱动。说到这里,我想进行一下比较,举出两位民国时期的跨界人士,看看他们又是如何跨界的。这两位先贤一个是李叔同,一个是王一亭。

  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他不仅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同时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等方面都颇有造诣。可尽管李叔同涉足的领域众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创作上始终是围绕着仁爱的主题,以至于后来削发为僧,专事佛禅,这个仁爱主题被他发展为大慈大悲。从李叔同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传统中国文人心忧天下的高贵品质。

  活跃于民国时期的王一亭,则更具时代特征。因为他是伴着上海开埠以后较早发达起来的商人,富豪身份很吻合现代人的向往。然而,虽然王一亭富甲一方,可他并不迷恋于财富,支助过大批艺术家,而且自己也勤于作画,一直试图恢复文人画的传统。从王一亭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传统文人的精神自觉。从事商业活动,不是为谋取更多财富,而是在传统的文人世界解体之后,希望通过市场来为其开拓新的存活空间。

  可以说,李叔同和王一亭,他们的跨界都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有着更高的精神诉求,为的是能够在大变革时代承接传统的薪火,并将其扩散到文化创新的各个领域,我想,艺术的跨界,应该要有这样一种人文追求与价值底线,否则,跨来跨去只是过眼烟云,虽然显示了自己的才能,也有可能得到各方面的利益,却留不下什么精神的痕迹。  杨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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