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争夺”患上“集体癔症”

    6月17日，山西娄烦县文物旅游局透露，当地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将由娄烦县花果山生态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该风景区位于娄烦县海拔1816米的花果山山顶和山北侧的道人沟中，占地面积达7000多亩。在新闻发布会上，娄烦方面还公布了山西当地学者的“长期研究成果”，称《西游记》小说人物孙悟空的老家为山西娄烦的“依据最多、内涵最丰富”。

    山西娄烦勇冠“孙大圣故里”之名，其事件本身不足一哂。孟繁仁等山西学者在为娄烦做“见证”的同时，多少还是为自己保留了一点学者的体面，他们并没有断言孙悟空的故里就一定在娄烦，而只是说“依据最多”。因为，只要还有点理性的人，就能明白为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考证”故里有多么荒诞。

    一件荒诞不经的事，由地方政府出面一本正经地来做，透露出不同寻常的意味。如果娄烦只是用孙悟空做幌子打地方知名度，他们倒算是颇有收获，很多以前对娄烦一无所知的人，也知道这个小地方和孙悟空有点瓜葛。但从地方经济的角度而言，把占地7000亩的风景区建设系于传说中的一只猴子身上，未免有点不够严肃。更重要的是，把娄烦计划和近期此起彼伏的故里争夺战联系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名人的挖掘和争抢已经进入热昏状态，值得警惕。

    如果说李白故里之争、屈原故里之争每年都会上演一次的话，今年两省四地对朱熹的争夺则堪称风云突变，几乎到了白热化的地步。虽然地方官员未必了解朱熹其人，更不大可能懂得程朱理学的内涵，但一点都不妨碍他们把大量的公币扔在老夫子身上。据初步统计，四个与朱熹有关的地方，以朱熹名义开发建设的各种项目预计总投入可能达40亿元。这真有点历史不能承受现实之重的味道。

    地方政府对历史文化名人青眼有加，大多与文化本身无关，他们看中的是文化遗产的变现能力。号称炎帝故里的湖北省某市在这方面说出了实话。该市有关官员介绍，通过打造“炎帝故里寻根节”，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吸引旅游人数达480万，实现旅游总收入高达25亿。古人身上有这么强大的GDP发酵能力，他们要想藏身于故纸堆中，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对历史遗产的发掘如果能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则地方政府对名人故里的争夺就没必要苛责。遗憾的是，从现实来看，近些年在各地上演的历史热、故里热和古墓热已经越来越非理性。曹操墓的发掘和引发的争论，给不少地方带来连锁效应，据说刘备等三国人物的墓地都可能进入抢救性发掘的行列。地方政府在挖祖坟方面表现出的兴奋劲，已经让文化本身面临羞辱。去年，两个地方卷入李白故里之争，但有心人通过实地走访发现，某地的李白故里公园破败不堪、无人问津，让人为诗仙扼腕叹息。至于孙大圣故里和西门庆故里的“问世”，更是暴露出文化大国的子民在文化方面的无知与鄙陋。在纷至沓来的公祭和历史热中，人们很难体会到传统文化价值的弘扬与传承，相反，更多看到的倒是权力给文化打上的僵化烙印。

    以历史文化为载体推动地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某些地方确有成功经验，但少数几个历史名人和传说人物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或者说，历史文化名人在创富方面的效用边界，其实很值得推敲。以为傍上一个历史名人就能收获盆满钵满，实在是一种要命的错觉。在缺乏严肃学术引导的情况下，不同地区往往对同一个历史名人狂掷赌注，其后果是不难预料的。一旦公众对“古人热”产生审美疲劳，或地方政府不能持续投入文化建设，则大量的政府投资和民间资本就会打水漂。丧失理性的一窝蜂投入，所导致的往往是社会财富的浪费。

    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名人故里争夺热，暴露出严重的失范倾向，它就像一种集体癔症，不但具有传染性，还很难以地方政府自身的理性去纠偏。在传统文化面临庸俗化和功利化陷阱的同时，公共财政的随意性也暗藏巨大风险。给这场“文化大戏”踩刹车，实在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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