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与著名书法家张伯英先生是世交。两岁时，我随时任北洋政府直隶省印花税处处长的父亲居住天津，家父孙式坡因崇敬苏东坡而取字慕东，爱诗文、喜书画、好收藏。时任段祺瑞政府秘书长的张伯英先生，因不满段祺瑞政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3.18”惨案，毅然辞去了秘书长职务，在北平教授经史古文并以鬻字为生，伯英先生与我父亲是表兄弟，关系甚洽。有时，伯英先生至我家，一住数日，与家父谈诗论字，兴致来时还乘兴作书，许是耳濡目染的缘故，幼年的我，便对书法产生了兴趣。1995年第4期《中国书法》所刊载的四条屏，即是这时期伯英先生为家父孙慕东所书。

    八岁时，在徐州老家，父亲请了谢子惠先生教子女读私塾。上午背诵四书五经，下午学诗词习书法。每天要写一幅大字，一幅小字。为让我写好字，家父专门请伯英先生写了幅楷书大中堂，悬挂在学屋中间，供我临摹。我家收藏伯英先生字甚多，经常悬挂。在伯英先生精湛书法的引导下，我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徐州上中学时，统一街上王大吉药店的匾额即为伯英先生所书，“王大吉”三字本不易写好，伯英先生却写得刚劲有力，神采飞扬，我上学路过，常驻足观摹，时至今日，这三字仍历历在目。一直到北京辅仁大学求学时，我才有幸向伯英先生当面求教书法。北平徐州同学会要创办《乡讯》刊物，朋友们让我登门请伯英先生题写刊名，先生在家热情接待了我，并立即写好“乡讯”刊名。从此，我经常到先生家，不时地目睹先生书写匾额、楹联，先生随意挥洒的运笔，以及他熔碑帖于一炉所独创的“伯英体”，都使我铭记于心。当时，伯英先生所书匾额、楹联北平颇多，每次见到，我都是心摹神逐。

    伯英先生书法造诣甚深，先生出身书香门第，秉承家学，祖、父皆善书，先生初习鲁公，后遍临北魏诸碑，取诸所长，其楷书笔力刚劲凝重，字形扁方规整。启功先生初见伯英先生为人所书墓志拓本，竟以为是新出土之北魏墓志，足见先生研习北碑功力之深。先生尊碑不卑唐，对帖学精研亦深。先生不仅好“二王”草法，对苏、黄行书亦甚推崇。先生对东坡“自出新意，不践古人”之书论，山谷长枪大戟出锋布势之书体有所借鉴。先生书法不泥古，不媚今，表现出自己独特的风格，既具传统功力，又富创新精神。齐白石赞先生曰：“书作妙如神，前世有所因。空悲先生去，来者复何人？”

    近闻在徐州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王昌庆同志倾其所有为先师修建了“张伯英艺术馆”，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们坚信，随着艺术馆的建成及相关研究活动的展开，必将为繁荣彭城书法作出巨大贡献。

孙方行书写作为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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