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十岁以前，即闻先祖称勺圃先生大名，稍长在小学中又从同班学长白志铭兄得闻勺圃先生书法之妙，盖白兄之尊人与勺翁为挚友也。功年逾二十，习画、习书，于先师贾羲民先生斋中见勺翁所书联，点画沉着，使转雄强，楹联大字，如在便笺之上，殊不见有意用力处。始惊勺翁于书艺之功，如熔铜铸鼎，只在指腕之间，而莫知其力如何运化至于斯境也！

    其后得识勺翁哲嗣宇慈先生，从询勺翁法书之门径，意在欲知遵循之法也。宇慈举一事云：翁中年好北碑，盖仰包慎伯之论也。日临龙门造像题记中之精品。用元书纸临写，若干纸扎为一束，移置床下。其时摄影印刷之术已稍普及，宇慈兄妹请以一束付印，勺翁不许，且云此吾身后事也。盖已窥北朝书艺得失所在，而心手所诣，又有进于斯时者矣。其后洛阳北邙魏志出土益多，精美之书，视龙门造像记又有进者，勺翁复以素纸临之，魏志精品，临写又若干通。其时为人书墓志，厂肆时有拓本，折叠露其一角。功阅肆见之，以为新出魏志，展之见款字乃知为勺翁书迹。北朝书家八法之妙，已融于勺翁指腕间有如此者。

    物聚于所好，前贤早有名言，法书名拓，每聚勺翁门下，实由识力所及，所谓因缘又其次也。有宋拓《馆本十七帖》一卷，为勺翁所得，旋有唐摹王右军《此事帖》与《十七帖》接踵而登勺翁几案，翁乃以影印之法合印成册，题曰《右军书范》，原卷付印时累书跋尾。印本既成，又有眉批，一册既盈，复取一册，随手题识，即此题识之本，不侫已见数册。《十七帖》今世所行，只见宋代魏泰所摹之本，《馆本》流传，此外只见康熙时名流题跋一本，已是重摹。如此枣本初拓，盖无第二本，不遇勺翁真鉴，山阴真面，遂归湮没，如此胜缘宁不当大书特书哉！

    六朝楷法，碑志尚多，而晋唐行押，但凭宋人所摹《阁帖》，先生既探六朝正书，又好二王草法，搜罗宋刻，偶获畸零，欲见其大宗，仅凭明人重刻，袁、潘、顾、肃，各有所长，经眼临池，乃发为吟咏，随手增益，后学传抄，功之所见，仅七十余首，原有标题曰《阅帖杂咏》，今见翁之家传底稿，已逾百首。乃知学如解蜕，日知所无。先哲名贤支辞片语有益于后学者，盖无涯矣。于此以见勺翁内外文孙珍护遗墨之足贵矣。

    功年逾三十，始获晋谒。翁已耄耋之年，而精神弥旺，功虽志在求教，又不敢久渎，移时告辞，每获绾留，旋出新获碑帖善本指示辨别之端，书艺得失之要。一日功以所获东瀛所传智永千文墨迹印本奉呈，私念其墨迹笔法有异于石刻，未知先生评论何如。不意老人拊掌而叹曰：此六朝人之真笔也。其后几发于《阅帖杂咏》。功幼年所见师北碑者，笔锋求其齐，点画求其方，且谓自古用笔有方圆二式。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竟有《尊碑》、《卑唐》两章，卑唐者，卑其圆也。日本画家中村不折氏曾广收敦煌墨迹，印成目录曰《禹城出土墨迹源流》，序中论及《千文墨迹本》，谓是“胡元无识之徒所书”。功年八十，始于小川为次郞氏家见其遗物，《千字文》墨迹赫然寓目，证以敦煌所出隋唐硬黄写本落笔处墨痕如漆，足知为永师散施浙东之本，而为使者携归之物，毫无可疑。回忆勺翁见影印本而惊叹之，弥足征信，益见勺翁之爱六朝人书，并非在其刀痕石隙也。

    不侫又闻勺翁于宋人喜东坡，于明人喜香光。苏书似王僧虔，翁好之可知，香光行押，翁何所好？及多读董氏题跋知其所重独在唐人墨迹，如西昇、灵飞诸经，在其手书七卷《法华经》时，必出展玩，乃知画禅心印，并不在黄庭石刻墨拓，而勺翁赏会，亦不在其行草率意之作也。

    今距先生仙逝已逾五十余年，追忆教言，犹有理解未足处，其愚钝可惭，而求教未足，仰叩未尽为可深惜也。先生之内外文孙张君济和、屠君式璠之广搜遗墨，精心校勘，时历三年，成斯巨册，属书其后，因念昔日登堂受教一得之愚，笔之于斯，不知足为拜读斯册者之一助否也。

公元二千零一年仲春三月后学启功敬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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