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届国展尘埃落定，大多数书友已经从网络媒体看到了作品的庐山真面目。紧接着，本来就浮躁热闹的书坛，更加一片喧嚣。有称道叫好的，有批评反对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不管是为宣泄感情而信口开河的，还是经过理性反思言之有物的，大家的出发点是良好的，都有着善良的愿望，都对书法倾注了太多的热情和期待。

    从本届国展的入展作品看，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更加注重了外在形式的包装，从书写材料的选取到作品的装帧拼接，书者们可谓煞费苦心，无所不用其极。这一趋势的演进，使得评委们有了新的评价取向，如有网友打趣，评委们由“好色”转向了“好金”（泥金宣纸）。总之一句话，书家们已从技术的角度，把书法艺术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书法以技术为上吗？

    当然，我们所说的技术并不是指单纯的外在装潢，技法同属技术范畴。如今再对作品的外在形式而津津乐道，似乎已毫无意义。不可否认，本次进入终评的作品，不论是哪种书体，都有不少上乘之作，显示了书者良好的笔墨功夫和适度夸张结字章法的驾驭能力，特别是行草书，通过作品纵横淋漓的可视外表，似乎也能感受到书者性情的挥洒。但书法仅仅依靠纯熟的技术吗？面对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许凡懂点书法的人都会不厌其烦地说：书法首先是一门技术，这是研修书法的根本，技法掌握了，书法才有成为艺术的可能，否则就是信手涂鸦、自欺欺人。但是书法不仅仅只限于技术层面的追求，陶醉于娴熟的功力和过人的技巧。更重要的，既然由单纯的技术上升为艺术，那么她的创作就不只依赖外在因素，更多的应依靠书家的学养和修为。所以创作时必然会融入书者的精神、气质、情感等诸方面因素，而作品的高下则取决于书者的才情和天分。当然还要寻求学术上的支撑，即艺术需要学术的指导和分析，要经得起学术的推敲。所以我们不妨说，书法是技术、艺术、学术的综合体，仅仅强调于一方面都有失偏颇。

    反观进入复选的部分行草书作品，问题就暴露出来了，正如一些网友所言，很多作品千人一面，有明显的雷同趋向。这种面貌，正是这两年来，从学院里流行开来的二王放大的写法，把书法完全当作“做字”，过分地强调行笔动作，并且动作与动作之间又过于夸张，显得不够自然顺畅。这种二王小字大写的探索，本是好事，始作俑者也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绩，这是令人感奋的。但一时间天下景从，以至于整个国展的行草书，像出于几个书者之手，走上了另一极端，凡事都有度，过犹不及，过了某个限度，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俗。当然成功的尝试背后，总有众多的追随者，这无可厚非，但好的东西并不是那样轻易上手的，大多数人只是仿其表象，学其皮毛。只是限于技术层面的心摹手追，笔墨的应用，字形的描摹，全然顾不了其他，至于书者的情性与才情，却是望尘莫及。所以我们在观赏其作品的时，除了感受到因夸张的书写动作而形成的粗糙的张力视觉之外，再也品不出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并且越品味越觉得空洞，内涵空泛的作品还有什么感染力呢！

    由此我想起了贾平凹的话，他在谈到散文创作的时候说：“不要技巧，永远不要追求技巧，到时候技巧自然来。技巧如浅薄之女人，越讨好她越远离你，越疏远，她倒随你而来”。当然这还是有别于书法创作的，作为核心艺术的书法，还是首先要做到技法过关乃至熟练，但书法绝不是单纯为技法而摆弄笔墨，否则就陷入技术的漩涡。技巧只是抒发情感的一种手段，待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技巧就会“欲返不尽，相期与来”。所以不能把眼光只局限于技法的锤炼上，技法以外的东西也不可忽视。“散文的振兴，关键是要有真情招魂”，而书法又何尝不是，回顾历史上的名家，如杨凝式书写《韭花帖》时的优悠和从容，苏东坡创作《黄州寒食诗帖》时的绝望与痛苦，他们当时都不会在意是否墨分五色了，结字是否夸张到位了，他们只在意平和安静的心情，或穷途末路的窘迫。赵之谦的“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颇有道理，“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积学大儒，必具神秀”。他们的书作中不过分讲求技法，不会有市井气，自自然然、简简单单，却稚拙天真；落笔精绝，风发秀出，独迈群贤。

    我们不否认二王的姿媚与雄强，是一种相对复杂的用笔技巧，而八大山人的凝练与宁静同样也是一种技巧。简单有时是一种智慧。简洁、恬静也是历代鸿学大儒、士子书家的人文追求，不只限于书道，他甚至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庄子就主张为人的简单与透明，反对层层折折、弯弯曲曲、细碎繁琐的生活。表现在书法上，也是同样的道理，繁琐的技法动作，并不代表技法语言的丰富，有时还是一种拖累，是一种适得其反的装饰。整齐划一的面貌，势必会使作品失去个性，没有个性的艺术，是人云亦云的呻吟。有个性方有真情，有真情才能使作品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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