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博物馆所藏《与大觉禅师等书启卷》，原作无名款，因卷末钤有白文“王铎”及朱文“觉斯”两枚印章，一直被视为王铎的真迹。

    《与大觉禅师等书启卷》，绫本，行书，凡58行，共434字，纵26厘米，横247厘米。是卷共有书启三件，第一件为《与大觉禅师琏公书》，第二件为《与眉守黎希声书》，第三件为《与徐得之书》。该卷一直被认为是王铎所书，三件书启的内容“是经过王铎重新整理、抄录下来的”，“是为了供镌刻《文集》所用”（见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中高文龙先生对这件作品的考释）。在辽宁省博物馆所编《王铎书法墨迹汇编》一书中，赵洪山先生对这件作品的论述与高先生也基本相似。但高先生同时也发现，这三件书启的内容与王铎其他书启的内容在字句上有较大出入，文风不符。

    实际上这三件书启皆为苏轼所作。《与大觉禅师琏公书》一札收在《苏轼文集》（宋苏轼撰，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卷六十一尺牍《与大觉禅师三首》中，此为第一札。书卷中的内容与《苏轼文集》稍有差异，该札是苏轼在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写给明州育王寺怀琏（大觉）的，内容大致是说苏轼欲将其父苏洵所喜爱的一张《禅月罗汉图》留在寺中，信札中还提到了苏轼之弟苏辙时在陈州，是年将得替。

    第二札《与眉守黎希声书》收在《苏轼文集》卷五十三尺牍《与眉守黎希声三首》中，此为其二。书卷中的内容亦与《苏轼文集》稍有差异。《苏轼年谱》（孔凡礼撰，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卷十七载，元丰元年（1078年）七月十五日，苏轼时在徐州任，应乡人之请，作了《眉州远景楼记》，称赞眉守黎錞（即黎希声）善政。此札主要提到的是苏轼在任上继续留任一事。高文龙先生在论及此札时，仅凭借一个“差使南北”来推测该文描写的当是王铎在天启五年至天启七年之间的事，他甚至更进一步推测到崇祯初年。

    第三札《与徐得之书》收入《苏轼文集》卷五十七尺牍《与徐得之十四首》之九，书卷中之内容仍与《苏轼文集》有差异。得之为徐大正字，据弘治《八闽通志》中《徐大正传》记载，徐大正赴省试，过钓台，题诗一首，曰：“光武初从血战回，故人长短论诗材。中宵若起唐虞兴，未必先生恋钓台。”苏轼见此诗后，遂与之定交。苏轼与其兄徐大受过往甚密，元丰六年（1083年），徐大受卒，时苏轼在黄州，有多札与徐得之论及徐大受的丧事。此札作于元丰七年（1084年）十月，论述的是与徐得之离别之事。
  三札均为苏轼写给友人的，因高文龙先生的误读，一直被安在王铎的名下，以至于出现了一连串错误。

    高文龙先生在对这件作品的释读文字中，断定“这三件书启整理的时间，也就是书写的时间，应在崇祯初年，这与三件书启的书法风格也是吻合的”。如果这件作品确为王铎在崇祯初年所作，其书风应该与他在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相符。但综观王铎在崇祯初年以及稍早的天启年间的书风，却没有一件与之相类似。从书法风格上来看，该作品结字粗俗，用笔单薄无力，也无章法可言。与流传下来的王铎同时期的行书作品《与梦范手启》相比，有着极大的悬殊，在《与梦范手启》中，王铎早期临古的痕迹还是较为明显的，但可看出其书法功力已不在古人之下，而《与大觉禅师等书启卷》中的用笔毫无古人法度。我们还可以拿王铎更早时期的作品来与之对照。天启年间的几件行书作品如《为景圭先生临圣教序册》、《临兰亭序并律诗帖》、《南皮道上等七律诗帖》等，结字平正，用笔厚重，筋骨内含，与《与大觉禅师等书启卷》中结字向右上欹侧的情形不类。该件作品没有署名款，仅仅钤盖了两枚王铎的印章（且就目前资料来看，还没有发现有钤盖这两枚印章的王铎真作，因此有伪印之嫌），就断定这件作品为王铎所书，似乎有些武断。

    整件作品无论是文辞还是书法，皆非王铎所作。因为高文龙先生对这件作品的误释，之后的多部有关王铎的著述在涉及到这件作品时，都出现了同样的错误。《王铎书法全集》将这件作品收入其中，并放在了崇祯初年的位置；张升先生编著的《王铎年谱》，也将这件作品编入了崇祯元年，都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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