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墨生是以20世纪90年代开现代书法家批评风气之先而闻名书坛的人物。虽然在这之前，他的书法创作已有不俗的表现，但梅墨生为书坛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的书法批评实践，这牢固确立了他在当代书坛的书法批评家形象。

    不过，将梅墨生仅仅视为一个书法批评家，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他还是一位一流的作手，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崛起的一辈书家中，梅墨生无疑堪为翘楚。相较许多同辈书家，梅墨生从未在国展一系中获奖，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到书界对他的接受和推许。

    也许是批评家固有的孤迥心态所致，梅墨生似乎在书法创作观念上颇不合时流，他将自己置身潮流之外，我行我素，自揭须眉，俯仰俱不由人。金农曰：“独诣曰能”，此之谓也。

    梅墨生无疑是一位有着自觉文化意识和传统本土价值守护的人物。这种精神价值追寻内化为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梅墨生书法的文化品格，从而也使其创作更具文化的真实性。在作品与人的精神日渐分离，以致从作品中愈来愈难读出作品背后人的存在的当下，这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梅墨生似乎始终以内守的姿态来维护自我的创作真实和文化企望，这种价值抉择决定了他是“向后”看的，这从他的一段自述中表露无遗，他说：“我对只守规矩的，不守规矩的所谓书法没什么感觉……我迷恋它，爱好它，是喜欢它与中国文化的密切渊源与血脉关系。从本能上说是喜欢染翰挥毫——书写的快乐。这决定我的书法品格，骨子里是传统和古典范畴的。尽管我十分关注现代艺术，也十分赞成艺术的现代。我的艺术旨趣不能超越我的生命与文化的最大真实。因为我的生命阅历与文化积累迄今为止都还那么土，我在别人的时髦与洋气面前只有自渐形秽了。”

    以上自述，在自歉中透出自傲，也透出一种心定志闲的自我期许——骨子里的自信。无论如何，梅墨生对书法的文化自守和传统意识都是具有生命关怀意义的，因为书家的文化本位即使在文化失范的当下也是不容置疑的。它只是被大众化的喧嚣所暂时遮掩罢了。艺术在本质上是美的宗教，而宗教始终维系着人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书法的文化性与宗教信仰达成一致。熊秉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提出了“书法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这一令学者纷争不已的著名命题。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书史上，王羲之、怀素、智永、颜真卿、黄道周、傅山、康有为、弘一等书法大师以书法践履道德、宗教实践的价值抉择。

    因此，当代书坛应重新反思文化问题以及文化姿态，这包括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重新评价问题。在文化界对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已做出与往昔不同的评价。以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保守主义，排除它自身的历史惰性，它更具有守护文化传统的意义，使文化渐进、增长；而一味地激进主义，对文化则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反观当代书坛，种种先锋主义对书法的戕害，结论不难得出。

    梅墨生书法奠基于何绍基，又旁涉康有为、齐白石、徐生翁、谢无量，并不避时贤——如来自巴根汝的影响。他徘徊于古今之间，既不一味泥古，也时刻警惕陷入时习，所以他的字，不今不古，而透出一种自矜。以深入古法相标榜的书家可以认为他的字不古，或笔法未臻上流；引领时风者可以以为他的不新，不具先锋时尚性。他在夹缝中走钢丝，自得其乐，品咂、玩味、抽绎，反而于不经意间，自我的风格渐渐地愈加凸显出来，超出侪辈之上。毋宁说，梅墨生更感兴趣的是一种来自心性化的自我风格研味，他更倾心于“玩”书法，这使他的书法远离了热闹。

    梅墨生书法得清，得雅，但尚未得简、得淡、得辣。此亦非唯人力，亦赖心性学力耳。

    梅墨生选择了一条心性化的书法之途。这条路是一孤独寂寞之路，能否走下去并不完全取决于书法本身。古语云，人品高，笔墨不得不高，诚哉斯言！书法不是道，而是寄道于书法中，遇小物而通大道，忠贞节烈成全了黄道周书法，义不食周粟成全了傅山书法，念佛不忘救国，成全了弘一法师书法，变法维新成全了康有为书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心性化书法得之于人者，远远高于书法者。由此，是否也可以说，梅墨生书法能否大成，也要取决于他的人格砥砺和心性学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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