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拨灯法”？唐人陆希声得二王“拨蹬法”，凡五字：撅、押、钩、格、抵是也。或云“拨灯法”，取意手执柴棍儿拨油灯芯，有轻灵、宽松之意。至于“拨蹬”，是因执笔的拇指、食指合起来像马蹬（镫）状而名。也因蹬、灯通假而诠释。李后主也将其所理解的笔称之为“拨镫法”。这与骑马类似：人骑在马背上，身体与马背并不是紧贴在一起，而是宽松自如，并用左右脚不断调整以驾驭马，是为“拨蹬”。若将笔杆比作马，那么，人的大拇指和其余四个手指就相当于控制马镫的左右脚。马在奔跑中起伏不定，这就需要人的双腿不停地调整，以保持平衡，调整方向。孙晓云先生似乎很赞同这样的说法。并在《书法有法》里做过类似的阐述。不过她进而运用此道理联系到“公主与担夫争道”，并解释说:“……‘拨蹬法’是一种用右手有规律地来回转动笔杆的用笔方法……我又转念想起古人形容笔法的‘公主与担夫争道’、‘鹅划水’等，过去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所云。于今遂见谜底:‘道’、‘鹅’正是笔杆，‘担夫与公主’、‘鹅掌’正是笔两侧的拇指与其余指，‘争’、‘划’正是两侧手指的来回捻转。这与‘拨蹬法’如出一辙。”愚以为不甚恰当。对“公主与担夫争道”的争论历来颇多，莫衷一是，稍加思考，不难发现其中得失。

    我们知道，该典故在历来书论中不断被提及。李肇《唐国史补》云：旭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黄山谷《宋黄庭坚草书谈道章帖》有“公主家担夫争道”之说，东坡《书张长史书法》云：“张长史见担夫与公主争路，而得草书之法。”《新唐书·李白传附张旭传》亦作“公主担夫争道”。文词虽略有不同，但典故中都一致地保留了颇有争议的“争”字。而我们要关注和讨论的也就是这个“争”字——担夫是如何与公主“争道”的？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提出质疑。按照字面意思，我们很容易理解:说的无非是公主与一个担夫争路。不过稍作思考就会发现这是个极其有趣的和让别人费解的事儿——区区担夫，怎敢造次而与堂堂公主“争道”！

    我们不妨看看宋代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其卷七引山谷之言：“山谷称公主担夫争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齐，而舆未尝不正。”，似乎是说公主坐在“舆”上，这样轿夫的技术就相当重要了。匆匆之中遇见担夫，他们必须保证轿子始终稳妥，即便手足肩背都歪歪斜斜，或是身体东倒西歪，也要尽力保证轿子稳稳当当。这当然可以比作是我们控制毛笔（也即轿夫控制和保持轿子平衡）的过程。这是个形象的比喻，写字的时候笔锋很难时刻保持“正”的状态，但我们总是在不断调节和控制以驾驭毛笔。这样的说法似乎有道理，但公主居然屑于和一担夫“争道”，实在匪夷所思。

    阮璞先生对此说颇为信服，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张旭见之，所以能顿悟草书笔法者，盖缘公主之担夫争路时一种轻捷平稳之动作，殊与草书运笔一种寓平正于险绝之意趣相通。”再看周汝昌先生对“争道”的解释：“担夫荷着重前进，绝不能学‘读书人’踱着‘八字步’以行，又绝不能像运动员跑百米拼命地狂奔——他只能放快步、速度均匀地‘走起来’。在这样行进时，最怕阻碍，把步伐速度打乱，负荷马上加重，他必须‘争路而走’。在这两个力交互地‘斗争着’前进的当中，书家看到了、悟到了：又要行笔又不是滑拖的劲头儿与此有相似之点。”显然，与阮璞先生的解释有相通之处，他们把典故的侧重点放在了担夫身上，我们认为不无道理。
而启功先生则有另外的说法。以《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有吴太子“侍博争道不恭”之云，据而认为吴太子与汉景帝之“争道”及张旭所观公主与担夫之“争道”是同一回事，“所争，局上之行道耳”；“其为争博局之道，更无疑矣”。阮璞先生很不以为然：“诚如启功所言：‘公主出行，必有导丛，骤遇担夫，无待手自对博’，则公主不能与担夫相争于衢道，确属理所当然，然以至贵之公主竟能与至贱之担夫聚首一室，共座对搏，岂非更属不近事理？”我们认为启功先生的说法确实难以站的住脚。而反过来我们再看孙晓云先生的解释，似乎就更为牵强。首先，该典故中用词尤其值得推敲。为什么用的是“担夫”，而不是其他人，比如车夫、农夫、屠夫？不难想到，“担夫”在这里是有其特殊用意的。而典故“公主与担夫争道”中，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担夫”这个特殊的个体，而非“公主”、“道”以及“担夫”这三个因素。试想，公主与担夫相遇的话，最合理的情景是怎样的呢？很显然嘛——担夫让道，而公主则“畅通无阻”。这是不难理解的：小小担夫怎敢与金枝玉叶“争道”？显然很不合乎规矩，如果非要“争道”的话，恐怕担夫的下场是很可怜的。既然“争道”之事难以成立，理论上公主和担夫就没有相互制约的关系，那么 “争”字又怎样解释呢？孙晓云老师只简略地说以“道”为笔，“担夫”与“公主”为拇指和其余四指，遗憾的是并未对“争“字作具体分析。

    我们再来看陈志平先生，却有这样的论述： 

    诸家一致否定公主与担夫“争道而行”之可能，这颇可值得商榷。实际上，古人贵贱悬殊但“争道”而行之事屡见不鲜。《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云：“是岁哲宗亲祀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赭伞犊车并青盖犊车十余，争道不避仪仗。轼使御营巡检使问之，乃皇后及大长公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三：“辛亥，百官以天申节开启道场于天竺寺，有军将乘马与权吏部侍郎廖刚争道，蹄伤刚左股。宰相奏：‘军将争道，当降黜。’上曰：‘第言军将犯朝仪可也。’” 可见，至贵之公主而与至贱之担夫“争路”并非没有可能，就像任何严酷的法律也不能杜绝犯法的人一样。

    首先我们注意到，陈先生所述的“争道”者都是有特殊身份的人:哲宗与皇后及大长公主，将军与权吏部侍郎，双方都是权贵，可以说没有身份上的悬“异样”，同样，启功先生所说的吴太子与汉景帝之“争道”也属此范畴。我们认为这和公主与担夫争道是有着根本区别的：陈所据典中“争道”双方身份并未有公主之于担夫这样的悬殊。就像公主可能与皇帝发生争吵一样，而若区区担夫与皇帝发生争执的话，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当然，也是可以预见的。至于陈先生所说的“至贵之公主而与至贱之担夫‘争路’并非没有可能，就像任何严酷的法律也不能杜绝犯法的人一样” ，我们从典故中很难分析出这样的必要和源动力。对于一般人而言，非有弑父夺妻之恨，谁又会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呢？且担夫遇见公主，就担夫而言，其本能地反应自然是让道;就公主而言，恐怕早因恶其肮脏而去而远之，或由随从勒令担夫让道，总之，根本不存在公主与担夫“争道”的条件。这是妇孺皆可以想象到的。

    那么典中所言“争道”到底是何用意呢？愚以为，至少有两个解释可以参考。一、我们不妨把担夫作为剖析对象。当公主迎面而来时，无论是担夫因恐慌而自乱阵脚，或者是担夫被驱逐而狼狈让道，其直接结果就是导致扁担失去平衡。这时不妨把担夫的肩膀作为马鞍（也即笔杆），担子前后的货物分别充当左右马镫。可以想象一下，担子失去了平衡，接下来担子就要以“马鞍（担夫肩膀）”为支撑点，“前后马镫（货物）”来回转动起来。我们知道，担夫本能地还是要维持担子的平衡，这样的过程不正暗合了拨蹬控笔的全部过程吗？而在整个过程中，公主只是个“辅助的催化条件”。二、诚如黄山谷所言，若公主果真坐在轿子上，我们可以把轿夫作为剖析对象：同样的道理，当担夫把轿夫影响地晃晃悠悠的时候，轿夫极力维持轿子平衡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拨蹬”。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试想，若公主坐于轿中行道，遇担夫，开路者势必呵斥道“大胆奴才，胆敢与公主争道而行！”诸云，而决不会说“大胆奴才，胆敢与轿夫争道而行！”如此的话。其实这时“公主与担夫争道”其实质就是“轿夫与担夫争道”了。不论哪种情况，担夫与公主其实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抢道”。所谓的“争道”描述的应该是这样的情景：身份悬殊的双方忽然相遇，慌忙之中不知如何避闪，欲躲不能，反而相抢，手忙脚乱地调整身姿——我们几乎都有这样的生活经历，殊不知旁观者往往误为相“争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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