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产物，与古代文化思想相映成趣，了解这一点会使我们从另一个度品度书法，加深对书法艺术的体悟。

　　书法是一种高度抽象的艺术，它以线条为基本表现语言，具有极强的概括性，是虚的体现。但同时它又以汉字为书写对象，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它同时具有实指性，是实的化身。书法融虚实于一体，兼收古代哲学、文学、音乐、绘画等学科的诸多因素，表达物象更为独特、深邃，更加博大精深。

　　书法虚实的产生跟我国古代美学思想不无关联，这也正是书法生于中国而非别土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滋养了书法的幼年。产生于殷商时期的《易经》，以乾坤为两极，乾为天为阳为实，坤为地为阴为虚，由此演化而出的六十四卦象，只有乾是实的其他皆虚。它是一种哲学思想、认识，也是一种文化态度、美学观念。由此推演出的太极阴阳图，一黑一白，一实一虚，无疑是一幅十分神奇美妙的书法精品。老庄哲学的鼻祖老子在《道德经》中也十分详尽地阐释了无和有、虚和实的关系，“少则得，多则惑”，“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等，无不是书法中虚实美的极好注脚。孟子曰：“充实之谓美。”它似乎强调的是实；其实这只是入世进取思想的一面之词，由孔孟奠基的儒学还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另一种说法，是与实相伴的虚境，是构成生活真实美的必要补充。

　　从“书画同源”的理论，依然可以看出虚和实在书法中的地位。中国画尤讲虚实。实则厚重，虚则空灵。只实不虚则板，只虚不实则福所谓“计白以当黑”“知黑而守白”，书画皆宜。山水画中的云水多为虚白，而山石树木常常实写。石涛的“一画”说，强调的依然是以少胜多。即便如近代张大千全景式的泼墨山水，构图中仍有意到笔虚之处，在实实在在的大片墨团中也留出层次，透出气韵，使流动、使呼应、使牵连。中国画注重意境，而境外生象、虚实并济更是千古不易的美学法则。“赏花归来马蹄香”的蜜蜂，“深山藏古寺”的旌幌，以驱遣有限而达于无穷，均是画龙点睛之笔。“书画同源”不仅是用笔方法的相同，更是虚实等审美观念的媾同。“点如高山坠石，勒如千里阵云”已颇入画理，虚从中来，虚实相生。

　　“飞白”的存在是书法的虚又一具体体现，“挂一漏万”更是对虚实美的高度概括。书法线条自身的实（或黑）与线外的虚（或白）不是按比例配置的，它们根据需要，欲灵秀超脱则虚大于实，欲浑然厚重则实大于虚。但从整体篇章看，白多于黑，虚大于实，以实重虚轻相互平衡所致。

　　书法用笔也有虚实的美学原则，藏锋和露锋就是它的一种基本表现。藏锋是什么？藏就是虚，是声东击西，是看不见的存在，是刻意追求的一种境界。露锋是藏锋的对立，是坦坦白白的锋芒，是真实的流露，是对藏的颠覆，是藏锋的补充。所以篆书多不露锋，以示浑穆；隶书楷书藏多露少，端严而不失活泼；行草书藏露牵带、中侧并举，故虚实蜂起，意态万千。

　　书法的结构同样具有虚实美的辩证关系。结构中讲究呼应，点画之间，部分之间，字与字，行与行，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正文与落款等，呼应关系无处不在。笔画与笔画、字与字之间的呼应在行草书中可以是牵丝，上引下带，是实的存在；在正书中则是意向，是虚的化身。实的生动，虚的蕴藉。而篇章的呼应多靠气势贯穿，是实际存在的线条，充溢的是气韵精神。可见书法中“虚”的境界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基于实又超然而出，成了一种实体无法追踵的高妙去处，是实的补充，也是实的延伸。

　　书法中的虚实美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技法操作上，而且贯穿于书法实践的全过程。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知险绝，复归平正”。可以看出，平正是一种发端，是实在的根基，同时又是一种目的，一种虚灵的终极境界。险绝是一个过程，是和平正纠缠在一起的必由之路。沿着平正走下去，就是匠气就是俗；沿着险绝走下去，就是怪异就是狂；只是由平正而险绝再至平正的虚实转化，才是实实在在之后的超拔，才会臻于书法美的妙境。

　　从书法欣赏的角度看，传统意义上的书法最高境界，是虚而非实，是意而非形，线条符号只是过程、手段和阶梯。所谓“气韵生动”、“遗貌取神”、“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只有这样，才有“癫张醉素”的狂放洒脱，才有“二王”的清秀俊逸，才有颜体书法的厚重宽博。中国人欣赏书法无不以虚比实，透过实在的点线折射出书法的美学精髓。或仙风道骨，或飘逸超迈，或沉潜古雅，或“舞女低腰，含笑镜前……”是风格特征的概括和凝聚，也是从“虚”境中脱态而出的另一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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