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一词始见于南朝《南齐书?周颙传》：“少从外氏车骑将军臧质家得卫恒散隶书法，学之甚工。”一般认为，书法是以中国文字为创作依据的造型艺术，萌芽于新石器时代的刻划符号，公元前十四至前八世纪之间，逐渐形成可供独立欣赏的系列化的书写法则与意象艺术，涵盖实用与审美，因方型汉字的构造规则而被衍化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因审美意趣而被清刘熙载《书概》演绎为“书凡两种：篆、分、正为一种，皆详而静者也；行、草为一种，皆简而动者也。”“右军书以二语评之，曰：力屈万夫，韵高千古。”“李阳冰学《峄山碑》，得《延陵季子墓题字》而变化。其自论书也，谓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云霞草木、文物衣冠，皆有所得。”“孙过庭草书，在唐为善宗晋法。其所书《书谱》，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治，飘逸愈沉著，婀娜愈刚健。”“书与画异形而同品。画之意象变化，不可胜穷，约之，不出''''神''''、''''能''''、''''逸''''、''''妙''''四品而已。”“扬子以书为''''心画''''，故书也者，心学也。”“写字者，写志也。”“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学书者有二观：曰''''观物''''，曰''''观我''''。观物以类情，观我以通德。如是，则书之前后莫非书也，而书之时可知矣。”其中，静动之辨，力韵之说，观古观天之论，辩证用笔之察，意象变化之求，心学写志之索，人之性情、书如其人和“二观”相辅、书艺境界之探，实为阐述书法审美，继而诠释“书法”为“心学”之经典。

　　中国书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智慧成长之路。《尚书?多士》载周公之言“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墟以降，突破“依类象形”的限制，“中合心源”，以线条的转折起伏、墨色的枯湿浓淡，谋求结字的协调匀称、章法的疏密奇正，以表达书者情感的百般变化。秦汉尚势，晋代尚韵，南北朝尚神，唐代尚法，宋代尚意，所谓周秦雄风汉取势，和而不同化美秀，“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东汉蔡邕在《笔论》中智慧横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王羲之的俊美飘逸，欧阳询的平正险绝，张旭的野逸狂飙，颜真卿的端庄巍峨，黄庭坚的天然自工，米芾的风樯阵马，苏轼的气势豪迈，赵孟坚的恣肆自如，赵孟頫的飞动峭拔，鲜于枢的磅礴奇放，文徵明的遒伟典雅，董其昌的空灵清润……其间均有审美溢智及其美学践行。在漫长的书法演进史上，已融入了笔墨文化、理念现场、生命周期、艺术精神、人文态度、心志追求、人格气韵、审美情趣、变革谋略、书风之变，书法智慧一路洒落，绵延成长终成文脉。

　　中国书法贵在传承。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史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笔墨如歌的文脉传承史。今天，我们并不提倡在电脑盛行的时代简单地回归于笔墨文化的年代，正如在钢笔和墨水已经问世的岁月，鲁迅先生告诫“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可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并不排斥笔墨文化的延续，电脑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书法艺术发展的嘎然而止。相反，电脑时代的来临，要防止以“图像”取代艺术；“技术文化”的凸显，不能分离艺术与技术；数字建构的盛行，不能以牺牲传统艺术为代价。辩证处之，照相、传真、复印、电脑仿真等还有益于书法的学习研究、普及传播。现代审美中不能没有中国元素，现代生活中不能没有怡情养性，文明创新中不能没有传统文化，在实现未来之梦时不能忘记“从哪里来”。中国书法在探源文字、梳理书艺、承载传统、抒发心志的同时，还能调遣点划，集散怡情，养气凝神，助脑益智，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空间依然存在，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承仍然必要。书法的传承要从中小学生抓起。只要安排得当，中小学的书法课不仅不会成为一种负担，相反会激励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书法艺术的求索，成功地化为文明传承之动力、文化智慧之吐纳、历史养料之汲取和生命进取之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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