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法琐谈之11：气韵

王僧虔曰：“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张怀瓘曰：“深识书者，唯见神采。”然而究竟什么是神采，却很难一句话说清。如果酷嗜西人治学方法，会给神采下定义，并论列实现的途径。这其实是公公背儿媳妇过河，下力不讨好的事。好像启功说过，甜之一味，只要一尝，立刻就知道了，但要说清楚什么是甜，那就恐怕写一本书也未必奏效。

文艺之道，终究靠自证自悟，然而又不能不说。强以言之，则有两个层次。其一，是人。有神采的人才能写出有神采的字。其二，是技，有技术的人才能写出有神采的字。而人与技，在神采这个层次上，是不可分割的。

人之一生一世，异于禽兽者几希。生老病死，转舜即逝。即便成为伟人，管领江山，与成为凡人，打柴牧羊，差别其实并不大。所以，成不成书法家，更是无所谓的事情。然而，一生虽短，而差不多所有人却不愿苟活，总希望活出点意思来。这意思，如果撇开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回到人本身，则气质、风度就很重要了。魏晋人生于离乱之中，每感生命无常，就从本身出发，追求不朽，因而其文学艺术，格外散发出生命的光芒。而其气度，反映于书法，则后人拈出一个“韵”字概之。气韵，由是成为书家的理想。

蔡襄云：

书法惟风韵难及。虞书多粗糙，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可以精神解领，不可以言语求觅也。

“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这样的话，值得一读再读，每读道一声好，个中意思，尽于此，多说都是赘语，正因其“不可以言语求觅也”。据说俞平伯先生上宋词赏析课，常常是读一遍，之后说：好，真好！个中意思，也尽于此。

黄庭坚云：

两晋士大夫类能书，右军父子拔其萃耳。观魏晋间人论事，皆语少而意密，大都犹有古人风泽，略想可见。论人物要是韵胜为尤难得。蓄书者能以韵观之，当得仿佛。

谢赫《古画品录》论绘画六法，以“气韵生动”为根本，可谓真知灼见，千秋不移。中国文艺，讲究知人论世，如苏轼云：“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从大的方面说，人的品德也是要论的，个别情况下，不因人废艺，那只是一种宽宥而已。也许中国人对伦理是有点近于偏执地重视，然而，如果人物不美，艺术还有什么值得珍惜呢？即不论品行，至少，风度是一定要论的，因而书法还是以文人为正宗。这并不是说非文人德行有亏，而是所谓文，正是理想化的修饰，人之所祈向也。

也许这又牵涉到碑帖之争、经典书法与所谓民间书法之争。白蕉说过一段相当公允的话。其《书法十讲》云：

我认为碑版尽可多学，而且学帖必须先学碑。碑沉着、端厚而重点划；帖稳秀、清洁而重使转。碑宏肆；帖萧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书法宏肆而萧散，乃见神采。单学帖者，患不大；不学碑者，缺沉着、痛快之致。我们决不能因为有碑学和帖学的派别而可以入主出奴，而可以一笔抹杀。六代离乱之际，书法乖谬，不学的书家与不识字的石工、陶匠所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虫蛀的毛桃。包、康两人去拜服他们合作的书法，那是他们爱吃虫蛀的生毛桃，我总以为是他们的奇嗜。

碑中当然有文人、书家的书迹，积学所至，自然精彩。而不识字的石工、陶匠，终究风度欠缺，况于书法未曾用心，除了有些生猛粗犷之气外，还有多少可贵之处呢？白蕉以生毛桃喻之，听起来有点刻薄，实则恰如其分。今有作书者，务为倡导此类，差不多以为只有这样的字迹才艺术，而历代文士大夫的作品就不是艺术，其奇嗜奇于包、康，真可令人发笑。然而此类倡导者，自己却身居要津，吃着供奉厚禄，享受万众谟拜，欣纳十分供养，怎么不去引车卖浆，彻底地进行书法革命呢？人无信则不立，口中一种说辞，而不能践而行之者，诈也。如果说文以载道、艺以载道，书法也担当“成教化、助人伦”的使命，可能言之太过，也太实用主义了。但是，一艺之成，终究要有助于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否则，不但不可贵，简直就有点可恶了。

当然，有韵之书，必出于有韵之人；而有韵之人，不一定必写出有韵之书。赵之谦《章安杂说》云：“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真，积学大儒，必具神秀。故书以不学书、不能书者为最工。”这是极而言之，以期警醒愚蒙的话。三岁稚子，当然能见天真，如果能写字，其字中会有旺盛的生命力，成年人也许是断不可及的；然而三岁稚子不怎么会写字，更为重要的是，三岁稚子一定会长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混沌凿七窍而亡，然则有七窍之人，谁愿意复归混沌状态呢？积学大儒，代不乏人，以书知名者，却也寥寥，这原因并不是因为学问掩了书法之名，而是其书迹本来就说不上好。虽然积学大儒的字，多多少少，都会有些书卷之气，会透露出一些别样的魅力，但书法终究是专门之技，也需要“别才”的，少了书法的才华，少了书法的功力，积学大儒也照样写不好字，这没有办法。司马迁的文才，可能登峰造极，但未必就能诗；杜甫的诗才，可能无与伦比，但未必就擅文，各有才情、各有造就，这是无庸赘言的。

由此看来，书法要有韵，不但关乎人的风度，技术也是必须的。有技术才有自由、才有流露、才有张扬。而掌握技术的过程是做作的、刻意的。只有经过刻意、做作，才有可能达到彼岸。学古过程，读其文辞，揣其笔法，日积月累，渐近古人，不唯是积累技术，也是积累趣味，时日既久，芝兰俱香，人的修炼与字的修炼，才能合而为一，以至于意在笔先，下笔有由，充分自信，任意挥洒。朱和羹《临池心解》云：

意在笔先，实非易事。穷微测奥，通乎神解，方到此高妙境地。夫逐字临摹，先定位置，次玩承接，循其伸缩攒捉，细心体认，笔不妄下，胸有成竹，所谓意在笔先也。

体察法帖之奇，通乎仰观俯察，自然、社会、人心、人生，事殊而理相同。顶天立地之刚，风流倜傥之奇，出世超脱之逸，百转千回之能，不可言宣之妙，一一俱在法书之中可以印证。比如临王羲之，何尝不嗟叹其字法之奇，匪夷所思，模而拟之，才会启智发蒙，出离愚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

新理异态，古人所贵。逸少曰：“作一字须用数种意。”故先贵存想，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新理异态，自然佚出。

道理是这样的道理，然而真做到“新理异态，自然佚出”，却绝非易事。有不少初学书者会问，临习古人临到什么时间就可以了，或者说什么时间就可以自成一家，不再学习古人了，真是难以作答。真知书者，才会知道临习乃终身之事，与古为徒，犹日与高人逸士盘桓，必有所进，三日睽违，俗气横生于胸矣，终日闭门造车，师心自用，恣意挥洒，必日俗一日，安有气韵可言哉？有所谓好书者，颇负才华，初能挥毫，便不置古今书家于眼角，胡涂乱抹，自鸣得意，而群从欢呼，名家鼓吹，飘飘然不知有羲献旭素矣。然则其人其书，能言气韵乎？刘熙载《书概》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需知学有科目，才有领域，至于志气，尤其位高财富名彰者未必定胜位卑贫寒而无名者，然而人之志趣气度，终亦在其书中矣。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刘熙载《书概》云：“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腐气、伧气、俳气、江湖气、门客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又云：“贤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我辈学书，当以浩然之气为念，以士气为务，以此立身处世，方不愧先贤创为书法一艺耳。以此为念学书，才能克绍箕裘，以期达其情性，形其哀乐，达到技术与性灵的统一。

若夫人而不俗，于技术能不假思索，则气韵自生。王僧虔《笔意赞》云：“心忘于笔，手记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妄想。”《书谱》云：“若运用尽于精熟，规矩谙于胸襟，自然容与徘徊，意先笔后，潇洒流落，翰逸神飞。”忘乎所以，方能人书不二。至于碑版题署，或公然作书，往往重在骨气，不免有意为之，无论如何，还有有点欲人称工之意。而著述草稿，尺牍札记，实最能契于机趣，一派神行。王澍《论书剩语》云：

古人稿书最佳，以其意不在书，天机自动，往往多入神解。如右军《兰亭》，鲁公《三稿》，天真料然，莫可名貌，有意为之，多不能至。正如李将军射石没羽，次日试之，便不能及。此有天然，未可以智力取已。

书如其人，则稿书最如其人；书有神采，则稿书最具神采。

絮烦如是，终说不出“祖师西来意”，不可说也。何如径看古人稿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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