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的《东方学》是剖析西方中心主义的一部后殖民力作，在全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就是这样一部名著，对中国却鲜有涉及。如果说《东方学》出版于1978年，时中国才刚刚从十年动乱中恢复，而其内容所涉及的也是18、19世纪的近东、中东，对日益“衰落”的远东中国涉及不多，情有可原，那么，当时间进入21世纪，在中国不断崛起的时代，再不谈中国，就将是一个严重的学术问题。

    然而，严重的学术问题并不止于不谈中国，而在于怎么谈中国，是东方主义地谈，还是后东方主义地谈？东方主义的实质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这不仅体现在老牌帝国主义那里，也体现在新锐的后殖民诸家那里。老牌帝国主义对中国所做的“停滞的帝国”、“野蛮的帝国”等判词就是最好的说明，而后殖民诸家也同样有此问题。他们居于西方话语中心，虽身为东方人，但其话语、立场的西方性也使其无法为本土的东方代言，即便代言也不期然落入其所批判的“东方化”代言之中。可以说，怎么谈东方，只有东方人最有发言权。中国文化实力如果不能主动让世界认知，而只是在自我欣赏中自娱自乐，或者在自怨自艾中哀叹别人不了解，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世界上都将是岌岌可危。

    为此，新世纪之初，王岳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发现东方”，从而进行“文化输出”。不料，此议一出，遂遭遇多重质疑。其中质疑声音最大的就是西化派：中国有什么资格进行文化输出？在“历史终结”的欢呼雀跃中，中国除了继续全盘西化外，还能做什么？还有哪些东西可以为世界所欣赏？这种质疑无疑是尖锐的、无法回避的。对于这一质疑，可以用多元的现代性来解答。近代以来，西方将世界同质化，以自我为中心来观察和解释世界。认为世界史导源于古希腊，经中世纪、文艺复兴直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遵循西方文化发展的逻辑而发展的，世界史就是西方史。但这一逻辑遭遇两重挑战，第一是东方文化自成体系，西方无法容纳巨大的东方，它的“叙事化”（也即“东方化”）策略早已经为后殖民诸家所深刻揭露。第二是西方化自身的复杂性，首先西方文化受东方文化影响殊深乃是不争之事实，其二，西方本身的多元性比其同一性并不少什么，美国的现代性、英国的现代性、德国的现代性、法国的现代性等等，同样都是现代性，各个国家的表现却是不同的，那种将现代性等同于美国现代性的作法，正是美国霸权主义和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奴性表现。美国霸权主义本身，既要面对西方的多元性，还要面对东方的多元性，更要面对世界的多元性，那么在多元化的时代，中国为何不能将自己世界化、为何不能进行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呢？难道我们可以自甘于西方的现代性、美国的现代性而不追求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吗？就此而言，西化派针对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质疑，显然是不成立的。

    东方主义以西方为中心来凝视东方，西方主义以想象来美化或贬低西方，这种“看”与“被看”的方式是两种极端，都未能使中国自信自然自在地与西方平视、对话与沟通。在后东方主义时代，和平、生态、多元应该成为中西文化关系的主体态度和文化意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该“重新获得正当的东方文化身份和中国文化自信”（《王岳川著《发现东方》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王岳川在《发现东方》提出“后东方主义”这一观念，希望超越东西二元对立理论，以全球性、历史性、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人类文化的发展，使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发言的权利，都有被理解的机会，使东方价值能够被世界分享。在全球化时代，为增进多元性的发展，中国应该也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世界了解自己，让世界听懂自己，这就要发现东方。这就是世界主义地谈中国，也即后东方主义地谈中国。王岳川认为：“发现”只是为了减少误读，纠正我们在西方人视野眼中的“妖魔化形象”（《发现东方》，第280页）。文化输出绝对不是为了对抗，而恰恰是为了交流。在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化语境中，文化输出这一战略部署无论是对中国的文化发展还是对世界文化的繁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化输出，简单来讲就是对中国的文化精神、文化形象与文化生活进行自我梳理与自我发现，以最合适的方式传播出去，增进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人类的文化交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实用文化、艺术文化、思想文化。“我希望输出中国文化中最深刻的思想和高雅的艺术以彰显中国文化的历史内蕴和厚度，而且重要的不是不形式，我们尽可以借助人类共通性形式输出中国式的内容。”（《发现东方》，第283页）对要输出的文化，王岳川如是说。“书法具有无尽前景，应该把中国书法输出而使之逐渐世界化，成为世界的第七艺术，让西方艺术和东方书法一样具有世界性欣赏特性。”（王岳川编著《文化输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在实践上主要被落实在了“发现书法”与“书法输出”上。这也是发现东方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针对这一任务是否能完成、如何完成，至少有四个疑问需要面对。王岳川也是通过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来回答这些疑问的。

    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要发现书法，为什么要进行书法输出？对此疑问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思考。首先，世界各类艺术形式中，唯独书法为东方所独享，也唯独东方成就最高，因为它是汉字的艺术。汉字外形方正、内含乾坤，“每个字都是先民的生命意识升华和审美意识凝聚。”（《发现东方》，第141页）其次，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指纹、心电图，书法的线条与黑白元素简约而凝练，最能体现中国哲学所标举的阴阳、大化、自然之道，是哲学的艺术。其三，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力量之一，凝聚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张艺谋《英雄》就有表现，“国可破，家可亡，人可死，书法不能丢，文化不能亡”。其四，书法是世界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直接也最具代表性的媒介，也是最能代表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缩影。因此，书法是身份的艺术。上述四点概括为一点就是，书法是“文化的书法”。基于此，他提出了“文化书法”的理念。所谓“文化书法”，意在突显中国书法的文化根基和内涵，强调文化是书法的本体依据，使书法成为文化的审美呈现，文化与书法具有非此不可的关系。书法是“无法至法”的艺术形式，是超越技法之上直指心性的文化审美形式（王岳川著《书法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正是基于书法是“文化书法”的观念，王岳川认为书法可以成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第一站，“书法是西方和世界认识中国的最好的一个窗口”（《文化输出》，第83页）。

    第二个疑问是，仅仅有这种“文化书法”的观念就可以吗？自然不能。书法是一门充满文化内涵的艺术，尤须具有鲜活的艺术感悟。王岳川自幼学书，几十年来未曾放弃。他宗法二王，玩味经典，钻研各种书体，对草书研习最深。他认为中国书法中以草书为最高境界，最能表现书法的艺术美。他吸取了孙过庭用笔的浓润圆熟，具有法度；又将王铎书法的体势连贯、跌宕起伏汇聚笔端。他的书法精致与雄强兼而有之。其草书特点之一是用笔善用折与钩，在书法线条的行进过程中，自然地在宣纸的世界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领域，“铁画银钩”，折射出书家刚正的性格和思虑的清晰。其二，墨象生动，意境悠远。浓笔大胆挥洒，枯笔应运而生，粗笔沉着冷静，细笔韵味悠长。其三，其笔势上下牵连，笔意相合。如果说五体兼擅可视为王岳川的技术攻坚，那么在内容上，则强调文化底蕴。他的书法作品内容真正体现着“文化书法”理念。经史子集中的经典思想，文人雅士的经典诗篇，历史名人的经典语段，都成为王岳川书法书写的内容。除了技术攻坚与文化底蕴之外，书法的最高境界是对“道”的追求，书法人常讲“人书俱老”，所谓老就是说，对道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几十年来，他虽然教学科研任务重，工作累，但无论多么重多么累，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来临帖或创作书法，日日临池、笔耕不辍。王岳川也在用自己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展现着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感悟，呈现着书法艺术的审美本体与生命本体的双重魅力，在“技近乎道”的探索中彰显中国书法的文化色彩，用生命的艺术不断抵达“文化书法”的高妙境界。“技近乎道”的书法写作是对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自我准备，也为发现书法和书法输出奠定了艺术主体性基础。

    第三个疑问是，立足于“文化书法”观念的书法写作固然是发现书法和书法输出所不可或缺的，但仅此就能完成发现书法和书法输出的任务吗？显然不能。发现书法与输出书法仅仅有理论和创作还是不够的。理论若不能与实践相结合，那只是空谈。同样，书法若只为自己而创作，那只能是自娱自乐。让书法走出书斋，走出自我的框架，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的文化书法，进而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增进了解，增加认同感，甚至喜欢中国文化，“文化书法”的世界化才更具有时代意义。概括来说，实现发现书法与书法输出的第三项事业就是要进行扎实的书法文化活动，从而实践着《发现东方》中文化输出的全方位战略。为此，近10年来，王岳川先后主编《北大书法报》、《文化书法》、“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生班作品精选集”（第一、二辑）、“北京大学文化书法作品集”等，从文献图书角度传播书法。其二，先后多次在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欧洲、北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许多城市组织举办书法展，并做书法讲演。其三，与中国书协和各地书协以及教育界、文化界等人士建立了密切的文化联系，与包括国内外书法界在内的各界人士，广泛交流，深入切磋，在共同促进书法世界化方面形成了初步的共识。总之，书法活动以书法为内容，以交流为形式，以共同促进书法的世界化为目标。中国书法，天下一家。书法世界化的共同性事业尤须更多人一起来做。书法文化实践活动正是《发现东方》中文化输出全方位战略的具体体现。正是其不遗余力的实践，2010年王岳川当选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2012年当选为中国“书坛十大年度人物”，获得了中国书法界的认可。

    第四个疑问是，作为一项事业，发现书法与书法输并非一人之力就可以实现，该如何解决个人的有限性与书法的无限性问题呢？王岳川认为，书法输出不是一次性的，持续的书法输出才能使文化输出逐渐扩大影响。这就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进行书法输出，而书法教育就成为这种可持续输出的重要保证。2003年以后，书法教育成为王岳川最重要的工作。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成立以来，先后招收3届书法研究生班、1届书法精英班，招收3届书法硕士生，13届52位书法访问学者，学生达300多人。书法所力量从最初的三五人发展到300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立足于“文化书法”，王岳川提出“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十六字教育理念。回归经典，即到中国最经典的经史子集中去寻找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养料来为自己的书法增添文化的底蕴和魅力。走进魏晋，走进魏晋风骨，体会魏晋人对生命的深沉感悟，对书法的自觉追求，从而激发当代人对书法艺术的本真追求。守正创新，守住传统，守住传统中的正能量，让其在书法中绵延传承，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适合时代的需要。正大气象，倡导超拔高迈的书法，在浩然正气和恢弘阔达的胸怀与视野中使中国书法展现新时代的熠熠神采。为落实这一理念，王岳川还主编《北京大学文化书法研究丛书》（第一辑），聘请北大教授、知名书法家等专业人士组成教学团队，积极推进北大书法高等教育。除了高等教育，王岳川还热心于中小学书法普及教育，他主编了从小学到高中的《书法》（18册）教材，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书法教育重在育人，是为中国书法储备人才。如果没有书法教育的开展，任何书法的事业都将无以完成。正是由于他在书法教育领域所做的努力，也使他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这既是对他工作的认可，也是对未来工作的一种挑战。

    王岳川以后东方主义的文化视野不断开拓中国书法世界化实践，虽然中国书法世界化的脚步刚刚开始，其所遭遇的问题、困难和质疑也将很多很多，但是“德不孤必有邻”，中国书法在这种坚持不懈的追求中，在与书法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中，必将不断世界化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发现东方的价值与意义也将不断被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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