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彦湖认识于1995年，在苏州刘正成策划举办的首届全国印学研讨会上，刘彦湖提交的《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及其迹化——篆刻·文字·建筑》一文是我全文拜读的为数不多的几篇高质量论文之一，至今犹觉如此文章实为难得，不要说别人，即在刘彦湖本人恐怕也是不可再得的。

    后来我策划“96全国新概念篆刻展”，他是一位重要作者，逐渐熟悉起来，再后来，他境遇亨达，调到中央美院做了书法篆刻老师。一般而言，进了中央美院、中国美院做书画篆刻老师，对从事书画篆刻创作的人无疑吃了定心丸，名利双收不说，人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变质”，其“变质”的标志便是疏远原先的道友，骂声通常就是从原先的道友开始的，一骂还骂得蛮凶。所幸，我和刘彦湖之间好像没发生这样的遗憾，可能因为我们平常关系不冷不热的缘故，刘彦湖进了中央美院后我们的关系仍然不冷不热，但我对他的书法篆刻创作十分喜爱，他对我一介书法编辑也另眼相待，于是，他在北京、杭州的个展都邀请我参加，我参加后也都坦诚地发表了我对他和他的作品的意见，整个的基调是一贯的，褒大于贬，包括在背后，陈国斌、刘彦湖、曾翔、来一石、魏杰、张索、朱培尔、燕守谷、鲁大东、张公者等都是我经常美言一下的当代少壮派篆刻中坚。他们在承上启下的篆刻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他们作为同一时期的重要篆刻家能互相拉开风格距离，又各自影响着自觉与不自觉的追随着，殊值钦佩。如果以后的篆刻史证明今天的篆刻创作是一个高峰期，那么，以上诸位肯定是站在高峰上的篆刻家，不管他们的身份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都不妨碍他们成为后人的研究对象。

    按常理，吴昌硕、齐白石一类篆刻面貌过于强烈的篆刻大家是不宜学习的，若论学习，则指学习他们治艺的方法。说归说，学归学，一旦落到实处，就是有那么一批不怕学死的学艺者充当殉道者，对这样的“牺牲”，艺术界非但不同情还补充骂几句，真是可怜。

    毋庸讳言，刘彦湖的篆刻胎息于齐白石篆刻，用刀结体何其相似！而谛视却发现，刘彦湖在与齐白石篆刻的“似与不似之间”融化得何等高明！齐白石篆体的简化倾向、斜笔的夸张处理，刘彦湖有取有弃地借鉴，他的智慧在于没有陷入齐白石稳固的套式作极致的模仿，将齐白石稍嫌机械的直斜笔作适当的弧线处理，使得篆刻线条更具弹性，又将大篆章法不露声色地渗透到印面，再加上对单刀线条锯齿一面的理性控制，故其篆刻的精神蕴藉洋溢着温和与冷静。如果比齐白石篆刻为武功，则刘彦湖篆刻当属气功，解读刘彦湖篆刻总会有几分说不清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确定了刘彦湖在篆刻界的研究价值，保证刘彦湖篆刻像橄榄一样耐咀嚼，且常味常新，一般篆刻家不能望其项背。

    刘彦湖曾夫子自道：“予初弄笔翰，即从秦刻石入手，究心篆法垂廿年，抗心希古，初无意与时辈竞短长耳。信从古人从上做下之论，沿波讨源，自两周吉金而下，若石鼓、若秦篆、若两汉碑额、若六朝隋唐志盖之篆，靡不收览。后复参名家墨迹，以徵古人作篆心法，服膺赵文敏、周伯琦、邓石如、赵悲庵、吴昌硕、齐白石数辈而己。”刘彦湖浸淫篆书系统的入古之旅不是小聪明者的藏拙之技，只有这种对篆书系统的烂熟于心，铁笔驰骋的篆刻才那么清明地优雅，一如他讲话时的男低音，散发着胸腔脑腔的共鸣，不争滥调，但求真气。

    于是真气内充的刘彦湖篆刻便被大家记住了。

    于是篆刻“碑帖结合”派代表篆刻家刘彦湖诞生了。

    于是当代篆刻多了一面鲜艳的红旗。

    提一点奢求：刘彦湖能否有胆略再进行一次洗心革面的风格转换，让刘彦湖印记更多自主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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