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传世书画由于天灾或人为的因素，经历了无数次的聚散离合，其中大部分就此湮灭失传，而幸免于难者，在又一次大集中时，就会由公家或私人通过收藏鉴定，著录造册，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宋《图画见闻志》、清《国朝画徵录》等。至清室编撰的《石渠宝笈》，达到了书画著录的高峰，为后世研究书画的流传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历史往往重演，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书画历经“文革”劫难后再次空前聚集时，中国古代书画巡回鉴定组即告成立。其目的除了对公家所藏古代书画普查鉴定外，还出书造册，培养年轻的鉴定人才。为此国家文物局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具权威的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付熹年等组成专家组，谢稚柳、启功分别为正副组长，文物局谢辰生主导协调小组工作，而专家助手分别由上海、北京、辽宁各派一员，我有幸作为谢稚柳先生助手而自始至终参与其事。

　　其实就鉴定组而言，时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成立，由北京的张珩、上海的谢稚柳、天津的韩慎先组成，亦称三人小组，工作始于东北，然而不久因张、韩二位先生先后去世而中止，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继续进行下去。谢稚柳先生所著的《鉴余杂稿》一书中，其中有北行所见书画录即记此事。

　　1983年展开的全国鉴定工作，先暂定三年，始于北京，后由于工作之巨，至1989年才结束，整整七年，1990年又有总结和扫尾之事，因此有“八年抗战”之称。在这八年中，行迹中国二十余省市，过目鉴定历代书画达十余万件，整理出版大型图目二十余卷，工作浩瀚繁杂可以说是中国书画鉴定界前所未有的盛举。作为鉴定组的领军人物谢稚柳先生此时已步入八十高龄，他如释重负，不无感叹地对我说“工作总算圆满结束，大家很辛苦，都一路平安地走了过来，我真担心中途出什么差错”。一席肺腑之言，不禁让我想起七年前在第一次鉴定组全体会议上启功先生的发言，他不无诙谐地说“我的年龄虽小于谢、徐，而身体最差，说不定中途就呜呼哀哉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七八年来谢先生除了专注于工作外，身心所系是可想而知的。

　　书画鉴定也是真伪之间肯定与否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专家们有欢笑，也有争论，有时甚至到互不相让的地步，但矛盾并不激化，都属善意的学术讨论，争执过后一切烟消云散，特别是看到一件珍品时更同声赞赏，如孩童般手舞足蹈高兴不已。至于后来所谓谢、徐失和，大多出于误会，几十年在书画鉴定上所累积的丰富经验，使他们都炼出一双火眼金睛。由于鉴定视角的殊别，往往结论相左，对谢先生来说，更多用画家的眼光，以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相结合，去审视每一幅作品，认为画家的作品是随着时间、环境与情绪的不同而趋变，因此必须扩大的去研究，而不是以细枝末节来否定全局。同样规范于画家的笔墨风格的徐先生，更注重于考据，把明清许多大家的作品疑为学生所代笔，以致往往稍有变异就不予承认，他的长处是严谨而重细节，但也因此有矫枉过正之虑。坊间把谢、徐分别归纳为学术型与技术型，是不无道理的，而二位老先生丰富的实践经验，都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八年的鉴定既紧张有序，也让人陶醉在书画的汪洋大海中，特别是散于民间、以前不为人所知的稀世珍品被发现。如宋无款《蚕织图卷》，马远的《松寿图》，祁序的《江山放牧图》，倪瓒《苔痕树影图》，黄公望、王蒙合作山水图等等，都让人惊叹与兴奋，看来这就要归功于文物的藏之于民了，至于八年工作所留给历史的精神财富就更无法估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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