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不懂四川话，就不要搞当代艺术。”北京艺术圈流传这样一句话。
   　 北京有一大批川籍艺术家形成的“川军”；他们在国内外重要艺术展和出版物中，至少占有三分之一的份额；张晓刚、周春芽、罗中立三人长期稳居中国油画成交总额的前十名；何多苓、程丛林、高小华、杨千等一连串名字都为人熟知……

　　 在中国美术近三十年的演进变革中，几乎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四川名家轰动全国。

　　11月的阳光中，在蓉城市郊三圣乡“新蓝顶艺术中心”的一间画室里，周春芽守着一幅尚未完成的系列油画 《桃花》，等待灵感来临——画面上，一对赤裸人儿在桃花下嬉戏。周春芽告诉记者，这艳色铺陈的妖冶桃花下呈现的是奔放而本真的人性。

 　　“现在的创作环境比30年前更宽松吧？”记者问。
  　　答案并非如记者所想。从《绿狗》系列到《桃花》系列不断尝试，常常被媒体冠名“前卫画家”的周春芽回答，30年前创作环境其实就已经非常自由。

  　　“可以说那是艺术创作最自由的时候。”同一时代的何多苓更是如此评价。
 　　 就是那自由的氛围中间，罗中立、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程丛林等被称为“四川画派”的几位画家，却因为不约而同地关注现实和乡土题材，被称为当时“乡土美术”的代表人物。为什么自由的空间诞生的并非迥异、前卫？

从西南出发：“伤痕”中春风已苏醒

  　“上世纪70年代初，在五七文艺班我和程丛林同学，那时候的理想是当艺术家就要当列宾和苏里科夫 （两位皆是以文学性为基础，致力于情节和角色塑造的 “俄罗斯绘画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跟何多苓等人一起坐火车硬座去北京看罗马尼亚油画展；1977年考进四川美术学院，与张晓刚同居过一室，为节约每次洗脚共用一盆水……”周春芽的成长记忆里，也同时收录着其他几个当代著名画家的青春岁月。
  　“77届”是不可复制的。那一年周春芽由于色彩没有考好被分配到版画班。当时四川美院绘画系油画班有罗中立、张晓刚、何多苓、程丛林、高小华、杨千等。

  　　那是刚刚走过物质与思想双重困乏，国门初开，狼吞虎咽进行“拿来主义”的时代。“刚刚改革开放，四川美院进了一本法国印象派的画册，我和张晓刚就一起去临摹，莫奈、塞尚、毕沙罗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在周春芽的记忆里，那时候大家都充满疯狂的创作激情和生活热情。夏天的晚上，几个男生把水房的门插好，不让人进，把水槽里放满水，赤条条躺进去，听何多苓说书——从 《约翰·克里斯朵夫》说到《悲惨世界》……
 　 “我们还自己给自己当模特、互相当模特，到处去采风，然后没日没夜呆在画室里。”何多苓至今记得1981年创作《春风已苏醒》时的事。
 　　 创作灵感似乎来自某一期 《世界美术》杂志的封底——怀斯的名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一瞬间打动了他：一个残疾女孩半卧在坡下，仰望着山坡上的房子。
  　“我一看傻掉了，原来可以这么画啊！这种孤寂的情调和人与自然交融的场景，正契合了我在‘上山下乡’期间的感受！”就是这么一件粗糙印刷品，令何多苓选择了抒情、诗意、充满神秘主义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毕业作品。我们看到的《春风已苏醒》，草地上的小姑娘眼神忧伤如水，老牛直视前方，连小狗都安静地仰望天空。这幅一共创作了三个月的画，在当时并不为所有人接受，导师只看了一眼就否定了，“没任何情节啊？这怎么行！”没有给他打分的导师万万没有想到，这幅作品将成为“乡土美术”的代表之作。

  　　除了何多苓，罗中立的《父亲》，周春芽的《剪羊毛》，程丛林的《同学》也都是在1981年创作完成的，这些作品风格不同，但却同样地表达了对历史的反省、对自然的真实情感以及对内心世界的关怀。
　　此前，四川的“伤痕美术”因高小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而闻名全国，不少作品已经体现出回归人性思考。而他们的作品，也都被作为“伤痕美术”和“乡土美术”的代表作写进了美术史，四川油画也由此走上第一个高峰。

  　“当时我们想画什么就画什么，没人干涉，都是近乎野生的状态。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之一。”何多苓说，大家生活经历都很复杂，很多人的风格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何多苓当过知青，从那一段生活经历中汲取创作灵感；罗中立当过工人，喜欢到农村画速写；张晓刚在云南插队，受那里的地理人文影响较深，就较多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被归为“四川画派”，是因大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类似题材，但实际上每个人的创作风格很不相同。
　　“我们那一届出了很多人才，全靠开放与包容的学术氛围——凡是最后有理想抱负的人，在这个氛围里都会出成果。”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在回顾当年之时，亦谈及四川美术教育的未来，“现在学生的创作环境和我们当年一样自由，我们几代人的努力，就像打造一个酒窖，窖好材料好，自然就有好酒。窖不好，再好的料也酿不了好酒。”

决裂与回归：塞上曲里的乡音

 　　 1988年10月，张晓刚等人在成都策划举办了“1988西南现代艺术展”，参加展览的艺术家大多生活拮据，但 “85新潮”中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模仿，已经让许多艺术家感受到缺乏创造精神的疲惫。对艺术本身的热爱、冲破束缚的欲望、“野生”的自由发展，召唤着艺术家们向传统回归。
  　“1988年艺术展我没有参加，我正在德国求学。”周春芽回忆，当时就想冲破环境，出去看看，西方艺术在国外究竟是怎样的。那几年何多苓也同样在国外四处走动。
  　“使我产生回国念头，一个原因是中国古曲《塞上曲》。”有趣的是，在德国，过去非常　　“西化”的周春芽爱上了中国传统艺术，“出国后发现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和冲突，才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力。”他回国第一件事就是去了解中国的音乐、艺术、建筑，尤其是中国古典文人绘画。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他笔下都是传统的石头、花卉、风景。他指指自己的《桃花》对记者说：“虽然那个痴迷阶段过了，但现在画的桃花里树叶的画法、对风景的理解，都有传统的影响。”

 　　 周春芽同时也承认，“出国这段经历很宝贵。”在德国，他看到了世界许多画派，回国后让他持续消化了多年，不断学习西方的思维方法、想象力和表现方式。最终，“表现主义”和“写意”在他的作品中顺理成章地会面了。
  　“我们的手段是西方艺术，但思考的依然是中国的问题。就像邓小平提倡开放，走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周春芽笑着说。
　　 相比之下，何多苓对“西化”的态度更为决绝：1990年，旅美还没结束，他就在给国内一位同行的信中郑重告诫中国的青年画家，不要到美国来。

　　一开始，怀斯的作品就让他失望了。观看原作后何多苓发现，曾经滋养了自己的精神食粮，不过如此。他心中是深深的失落：读书时，即使在美院也都只能看到印刷品而非原作，但谁想，“原作还不如印刷品！”

　　“美国当代艺术不如想象。”一边是对西方艺术的审美疲劳，另一边是深厚的民族情结，何多苓也是出国之后才惊叹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美：“在学校读书，组织去看敦煌我都不肯去——那时候对传统文化毫无兴趣。后来在美国博物馆看到几幅宋代的花鸟长卷，才真正折服了，我们先人那种源于观察的写实，才是既朴实又准确！”
　　这种对自我的批判和颠覆近乎野蛮，但从此他们更清楚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油画吸纳中国传统元素，无非是凭着偏爱寻找，用与西方区别的思考，来经营画面。”程丛林亦谈到这种东西方艺术的融合，“何多苓画面的浸润感不是西方人容易感受到的；周春芽的用笔习惯类似狂草，这在他学习的德国表现主义里是没有的。”

　　与此同时，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继续开放，青年艺术家们开始对前卫艺术报以极大热情，“今日状态”艺术展、“切片”艺术展、“漂移的平台”雕塑展、观念艺术展览……层出不穷的展览改变了西南艺术拘泥于架上艺术的状态。在“77届”较为沉寂的时期，沈晓彤、郭伟、忻海洲等一大批年轻的艺术家开始成长。

天价“华工船”：驶向现代市场的四川美术

　　去年嘉德秋拍，程丛林的《华工船》以2296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在此之前，四川画家作品在拍卖中从未超过1000万元。
　　虽然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但程丛林对此却十分淡泊：“作品被推进市场，就有它自己的命运，是我无法决定的。人家说它值3000万也好，不值钱也好，都是这个作品的命运。”虽然这幅画是迄今为止他的画作中卖价最高的，但在艺术家眼中，并不意味着作品之间的艺术价值可以通过拍卖价格来衡量。
　　艺术家更看重的，是获得认可后的喜悦和荣誉感。
　　“听说27年前你如果卖掉那幅画，得到的钱能买下美院外面一整条街的铺面！”记者问起了程丛林24岁时创作并写入中国油画史的 《1968年×月×日雪》。1981年，一个国际艺术代表团来到四川美院，一位老外一眼就看上了这幅画：画面上白雪被纷乱的车辙和脚印染脏，红卫兵武斗的场景刻画下了荒诞岁月的痛楚和人性的伤痕。
　　程丛林回忆说，当时外国代表是跟学校联系的，愿意出价10万美金买下它，根据当时惯例，他个人可以得到4万美金。不过，还有另一个选择摆在他面前：中国美术馆发函表示，希望收藏这幅画——他可以得到400元人民币。

　　“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决定了。能够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比多少钱都重要。”
　　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画家都像周围人一样“耻于言利”，并不在乎画作的价格，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渐渐感受到艺术市场的存在。

　　“画了十几年才发现画可以卖钱。”稳居中国油画成交总额前十名的周春芽感叹。刚开始，他的作品只能卖到5000元一张，就多画一些、多卖一些、多挣一些。没有市场，生活只能有基本的保障，画画条件非常差；有市场了就意味着画画条件能改善。当年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朋友带了位收藏家，一口气买走20万元的画，周春芽至今记得，“在一个艺术家没被承认的时候，有人买画本身也是一种动力。”

　　对大部分四川画家来说，都是近几年才迎来了市场的春天。“北京翰海”的2006年春拍，重点推出“四川画派”板块，“四川画派”20多位画家成交总额达1400多万元，包括罗中立《屋檐下的小孩》成交价104.5万元、《石桥畔浴女》成交价165万元；何多苓《舞》成交价105.6万元；周春芽《绿狗》成交价103.4万元……

　　“年轻画家的生存更具挑战，一方面要创作，一方面还要学会推销自己。”何多苓说，当代艺术都是速度感非常强的，很多人都画得非常快，十多天就可以完成一幅画，理念和创作思想都和过去不同了。这无所谓好和不好，真正有才能的艺术家，真正好的艺术品，在任何时代都会绽放出光芒，不会被埋没。“艺术家解决艺术问题，市场由市场经营者在把握。”
　　在30年风雨历程后，四川艺术家成为了学术和市场的双重热点。
　　“现在的青年一辈很厉害，从材料、主题等多方面寻找创作灵感。我们以前的作品也许会千人一面，但他们不会，他们坚信主流是创造出来的，他们会选择潮流以外的多样性。”不断在艺术和市场涌现出获得“双丰收”的年轻艺术家，让从教20多年的程丛林对四川美术的发展充满信心。
　　除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毕业的“新生代”画家庞茂琨、郭伟、郭晋、钟飙、赵能智、罗发辉、沈晓彤、忻海洲等，李继开、陈可、杨冕、曹静萍、高瑀这样新世纪更年轻的画家也已经成长起来……
　　蓝顶、浓园、733艺术工厂……如今，多个蓉城的艺术聚落带来了更为浓烈的艺术氛围。“今天的浓园，数尺柔枝，已堪藏鸟，良禽择木而栖，这棵‘树’气象好，自然会吸引百鸟争鸣。”程丛林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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