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遇到过。土匪、翻车、日军轰炸……压力特别大。”梁匡忠生前回忆，有一天快到郑州了，大家正在休整，日军飞机突然来了。“当时我父亲身体不太好，根本跑不动，眼看着躲不过炮弹了，一个工友跑过来背起他就跑……”幸运的是，这场轰炸没有对文物造成伤害。

    川陕路上的土匪也让押送人员心惊胆战。“有一次，路被横放着的大树挡了，远处还聚集了不少人，才知道那是土匪。”梁匡忠回忆，“不过后来看到我们车上有机枪，土匪自己跑了。”

    曾主持过南迁工作的庄严先生之子庄灵回忆说：“当时每到一地都可谓千难万险。我还记得在去四川的路上，走川黔公路过乌江桥时，下面是湍急的河流，中间是竹子与木板钉起来的桥，过桥时所有的人都要下车，让车慢慢开过去，我们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除了路途颠簸，战火也紧紧追赶着护宝人。在湖南时，护运人员本想将这一批国宝暂时存放在岳麓山湖南大学图书馆，但之后觉得战局不妙，于是马上迁走。仅过半个月，日军轰炸湖南，图书馆夷为平地。“事后大家都说，国宝有灵。”庄灵感叹。

    “文物南迁保护的不仅是文物，更延续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民族精神。”李文儒表示。

    李文儒说：“如果说抗战是全民抗战，那么南迁就是全民护宝。百万件文物、19000多箱、上万公里路程、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跨度……所到之处，地方政府都是竭尽所能提供帮助和存放点，光靠故宫工作人员，连北京都出不去。”

    据介绍，南迁文物在四川乐山和峨眉两地的存放时间最长，存放数量最多——17000多箱文物放了7年多，期间都是靠当地老百姓出人出力。

    当年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故宫文物避寇记》作者欧阳道达的儿子欧阳定武告诉记者：“有一件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当地人搬箱子轻拿轻放，比熟练的搬运工都要仔细，他们为文物在乐山平安度过7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欧阳定武回忆，存放文物的箱子都很沉，一个人只能背一箱，大箱子要两个人才能搬动，所以搬运的时候就得依靠当地百姓。

    文物南迁途中遭遇了大雪封山、汽车翻覆、船只遇难等种种险情，与此同时还进行了晾晒校勘、科学研究甚至远赴英国、苏联展览，整个过程中却几乎没有损伤毁坏，也没有遗失盗抢。这里面除了幸运的因素以外，文物典守之完备严密，文物装箱之巧妙科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抗战胜利后，文物返回南京前集中到重庆向家坡，工作人员还要同蚁害作斗争。

    “当年，护运人员为防止白蚁由箱架穿孔直接进入箱中，他们在每个箱架之下垫上一块鹅卵石，白蚁要想进入箱体，必须在鹅卵石上用土筑成隧道。他们就伏在地上，挨个查看每块鹅卵石上有没有白蚁洞，通查一遍要半天，每天检查两次。天晴时，还要用开水浇地板、墙缝里的臭虫。”参与“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考察活动的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队员谈到此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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