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林佶对写刻书法和一般的书法艺术是怎样看待的？首先，古籍版刻书迹与普通意义上的书法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前者是实用工艺操作，后者是艺术创作，但二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彼此互补的关系。很显然，林佶写刻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读者专门欣赏其书法，而是为了让书籍更加美观，使读者可寓欣赏于阅读之中，增加阅读效果。其次，版刻书法在制作上也与书法的创作有所不同，因为作者不能随意书写，必须按照某种制度和某种规则来操作，如必须照顾到镌刻、版式、字体以及刷墨等特性。比如，为了易于镌刻印刷，字就必须写得清晰端正，一丝不苟，正如上引林跋所谓“为镂板计，故不得不刻画”之意，这也是版刻书法艺术性不太高的原因之一。再次，在操作过程中彼此也不尽相同，版刻书法书写完毕后仍是半成品，只有等到印刷后才算完成品。从艺术角度看，这些都是版刻书法的局限性，也许正因为如此，林佶对“四写”好像也并不满足，故在抄《汪氏说铃》时便“随笔书去”以追求一些书写上的“天真烂漫之致”（林跋）。

    4、林佶的版刻书迹以外的书法作品究竟是什么样子？在清刊书林中，林佶以写刻特著其名，而在清书坛上其书名却不彰，因而其书作似亦流传不多。以前笔者做古籍版刻书法研究时为了与“四写”书迹作比较，曾寻找过林佶书法作品而未果，然而意外的是，在一部日本的和刻本中，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件林佶的书作，有趣的是这件书作也是以“版刻”为载体的。日本江户末期著名书家市河米庵（1779~1858年）于嘉永元年（1848年）刊行《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其中收所藏大量书画珍品，其中有一件林佶的隶书，见“清林佶林在峩隶书”(图4)。据市河米庵考证林在峩即林佶次子，因不禁感叹曰：“海外万里，父子书聚于余一堂，可不谓奇缘乎？”《清史列传》载林佶“亦善篆隶”，然他的隶书今已难得一见了，而幸得从和刻本中一睹姿态，实一段墨缘之佳话也。不仅如此，此件隶书落款乃行楷书体，与“四写”书迹相近，可资做书迹比较。另外，笔者近得知某氏拍卖一部明刊《韩文》残本(仅存卷之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卷)，其中略有少量朱笔批校。比及获观书影，看到正文卷端下钤“鹿原林氏藏书”(图5)，知乃林氏旧藏，以朱批字迹(图6)近“四写”，疑其亦出佶手，然未能确信也。

    笔者以为，以“四写”作为一个案例，从书法史研究的层面加以考察，才能凸显和丰富“四写”中更多的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从艺术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若仅仅孤立地对“作品”（“四写”）做艺术赏析、或罗列一些“作者”(林佶)的生平事迹简介来做诠释的话，显然会丢失许多历史的、文化的和艺术的信息量，因而也不可能准确地理解“作品”、把握作者的创作意图。而由此所得来的鉴赏经验和解释内容，显然是肤浅的和不全面的。所以要想做真正的研究，就需要走到“作品”背后去探讨观察与作品、作者相关的各种关系。比方说，我们不能因为见到了日本的《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中收藏了林佶书法，就断言当时日本人非常喜欢林书。作为研究，就应该看到江户时代末期的长崎港与福州之间的通商交流情况，应该了解林佶当时在他的老家福建的名声地位，等等。只有如此，才能较为客观地解释市河米庵所藏何以有林佶“父子书聚于余一堂”之现象。

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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