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现有书法史文本给我们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清民之际是碑学兴盛帖学衰微的时代。并且罗列了这一时期重要的碑学人物及成果来为之说项，所用的逻辑是碑学兴所以帖学衰或帖学衰所以碑学兴。让我们似乎觉得帖学真的在那时是处于没落黄昏的“即倒”衰势。并且好像很有对比性，好像几乎不用去多想，就是那么回事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实际上历史的现实远没有那么粗疏和简单。

    由于清代中叶兴起的寻访碑版的考古热，使得一批学者热衷于对碑版的研究和学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批代表性书家（碑版的应用性成果）是很正常的。但它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对帖学造成足以致命的打击，而使帖学有所谓的“即倒”局面。原因如下：

    一、资料的占有始终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即碑学的新发现、新成果并不能及时地被书法创作实践所广泛应用。而考古热其实只是少数学者的个人兴趣，他们寻访碑刻古迹，研究、学习乃至著书立说都相对集中于一定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被广泛推广，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二、在社会一般层面，对于书法的学习还是在以传统的帖学相授为绝对主体形式进行的。这一方面由于帖学传统的根深蒂固，还在于帖学资料的历史积累相对充实。在书法启蒙上，大多数还是集中在传统的“欧、颜、柳、赵”上。也就是说帖学的存在优势并没有彼长此消。

    三、印刷技术的限制，也使得碑学资料及成果并不能够被及时和广泛地传播。如前所述，碑学资料的占有大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当时的印刷技术也不像今天这样发达，那么可想而知当时的碑版的传播、流布的途径和方式，其实是很有限的。

    四、碑学从一开始就有暴露其自身的局限性。碑学没有行草书，所以，尽管碑学学者们对碑版抱有浓厚兴趣，但基于实用的行草书书写，他们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几乎所有的碑学学者都又无一不同时从帖学取法。也即当时的碑学的独立性是值得质疑的。或说碑学不具有排他性。

    五、再从很现实的收藏层面来看，清民之际的书家学者尽管极意搜寻碑版和拓片，但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更喜欢先贤、名家的真迹，当他们面对如赵孟　、董其昌的真迹时，依然会视为珍宝，朝夕用功的。也就是说，他们喜爱碑版但丝毫不会影响和妨碍他们对经典帖学的尊崇。这种心理即便是处于开放的媒体时代的当下人也是很容易体会的。

    六、从实际成果来看，尽管碑学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书家，如赵之谦、于右任、沈曾植等，但帖学也同时取得了十分可喜的重要成果，如白蕉的书法超唐迈宋，直入晋格，为数百年来仅见。高二适、林散之、毛泽东的大草也绝不让宋、明诸贤，甚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别开生面。这些难道是衰微的表现吗？笔者相反倒认为是中兴的迹象。

    文至于此，笔者以为研究书法史要有一种设身处地的新思维，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因此也就不能放弃哪怕是一丁点的合理的逻辑推理。
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是明确提出了对帖学的批判，并高扬碑版，但这与其说是康有为的书学思维还不如说是他的政治立场的帮衬。他的立说漏洞是显而易见的。

    无疑清季的碑版考古热的兴起及后来碑学审美体系的形成是个事实。但就书法的发展而言，碑学的产生是拓展了书法视野和取法范围，即篆隶古文字可以入书，民间俚书碑刻也可以入书，书法的视野空间更宽阔了，所以，碑学兴并不能作为帖学衰的充分条件或证据，即它不足以说明帖学的衰微，相反在这一时期的碑学上有所成就的书家又无一不是对帖学有深刻研究者，他们用帖学的修养去冲淡和改造碑版的粗野荒疏。他们实际上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探索着碑帖结合的路子。他们就像民国间白话文的兴起，而事实上当时那一批先行操白话文写作的弄潮儿无一不是精通古文的国学高手。书法亦然。帖学在清民之际从来就没有衰落过。试想一种很传统、很根深蒂固、很精英化的艺术状态或形式哪能被轻易抛弃呢？须知任何一件帖学经典文本背后都是一个传统精英、一个偶像、一个活生生的史有传颂的人，人对人的敬仰、向往、崇拜和学习，岂是一块无名碑版所能动摇和颠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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