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曹宝麟在北京大学从王力先生治汉语史时，曾自刻一方“辛楣同乡”的白文闲章。辛楣即嘉定钱大昕先生，乾嘉时期的朴学大师。曹宝麟也是嘉定人。以“辛楣同乡”为印，当然是以这位乡贤为自豪，但更深一层的含义是，曹宝麟此时已立志继承乾嘉诸子的治学方法，在学术上有所成就。80年代中期，他选择书学为治学方向后，将乾嘉诸子的考据方法用于书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这部《抱瓮集》便是他二十年来发表的单篇论文的结集。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当时一大批学者以训诂考据为方法，研究古代（尤其是先秦至两汉）的名物制度，不论巨细，皆详究始末，对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乾嘉时期形成的学术传统，给予此后两百余年的中国学术深远的影响。曹宝麟的导师王力先生学贯中西，是语言学领域的一代宗师，他对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极为服膺和推崇，经常引用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训诂方法和成果，告诫自己的弟子：“例不十，法不立”。 这一教导对曹宝麟影响至巨。

     乾嘉诸子留下了许多考订金石文字的著作，翁方纲等也有诸如《苏米斋兰亭考》之类的法帖考证著作。虽然乾嘉学者曾经涉足书学，但尚未细细耕耘这片园地。当代也有学者从事古代法帖的考证，但总的来说，考订工作并不细密。因此，尽管两百年来乾嘉传统的研究方法为经学、史学、语言学领域的近现代学者所继承，且硕果累累，但书法史的研究还处于拓荒阶段，许多史料未经系统整理，许多历史现象也有待细加梳理，而且不少研究者缺乏基本的学术训练，更谈不上严谨的学风，因此，对书学界而言，继承乾嘉朴学传统不仅“依然”有意义，而且有大力提倡的必要。

    乾嘉诸子大多术有专攻，而专门化正是学术走向深入和精致的一个必要条件。当代中国大陆书学研究的专门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在80年代以前，我们很少见到断代书法史和重要书家的专门研究。我所说的专门研究，是指穷数年、十数年、数十年的精力来专门研究一个时代、甚至一位书家的书法。80年代以来，古代书学研究逐渐形成阵容，崛起一批中年书学专家，曹宝麟是代表人物之一。20年来，他主要从事古代法帖的考证和宋代书法史的研究，是海内外公认的宋代书法史权威。

    曹宝麟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是古汉语词汇学，属于乾嘉学者擅长的训诂学范畴。这一专业背景使他常能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地方发现问题，一些古人习用的词汇，每每成为他切入问题的突破口。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平复帖》的讨论中，曹宝麟遍检《全晋文》和《晋书》，拈出和《平复帖》中“寇乱”相同用例的8个例句，经过类比分析，得出《平复帖》中“寇乱”所指为“永嘉之乱”的结论。进而推断《平复帖》的作者不是陆机。对于传世的柳公权《蒙诏帖》，有些学者据帖中“出守翰林”句而定为伪作，理由是翰林在禁中，何谓“出守”。曹宝麟经过考证，指出“在唐时官吏陟黜，即从此官署迁往彼官署，不论离开国门与否，官场通语皆可得谓之‘出守’”，并进一步分析了该帖的书法风格，得出《蒙诏帖》非伪的结论。曹宝麟对两宋的时代背景、职官制度、地理沿革、习惯用语、称谓变化等更是熟悉，考证宋人法帖便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一些本似无头案的短札，经他抽丝剥茧，一字一句道出由来，真有绝路逢生的感觉。例如文彦博的《定将帖》，全文不过11字，曹宝麟从此帖的内容（疏浚河道）、语气（指令性）出发，结合文彦博的仕宦经历、宋代水利建设的活动，道出了书写此帖的背景，推断出书写年代。虽然他谨慎地称此作为引玉之石，但推论合乎情理，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曹宝麟所景仰的乡贤钱辛楣，不但长于训诂学，还精于史学。曹宝麟也以考证为津梁，推进书史的深入研究。他本人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熟悉古代书法的各种风格流派。他的一些法帖考证兼论作者的生平和书风，都是简短而精辟的书史个案研究。如沈辽这位北宋的政治人物，生前书法深负盛名，死后却很快被淡忘。曹宝麟在考证存世的沈辽《秋杪》、《颜采》二帖的同时，勾勒出沈辽的生平梗概，并分析了他的书法及其影响迅速消逝的原因。正是有了曹宝麟的研究，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显现在我们的面前。称曹宝麟为众多宋代书家的异代知己，当不为过。由于许多宋代法帖的作者都是那个时代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人物，曹宝麟对他们生平的考证也填补了宋代政治史和文化史研究的遗缺。

    考据文章注重文本细节，容易流于繁琐、枯燥。《抱瓮集》中的文章虽旁征博引，反复论辩而不厌其烦，但因曹宝麟文辞典雅，讲求章法，所以这些文章行文波澜起伏，其论证过程，颇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妙。考据文章做到如此境界，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了。我曾见过他的一些手稿，从他反复修改的痕迹中得知，那些读来简洁流畅的文字，都是反复推敲仔细修改的结果。在书学领域，就注重文章之法而言，《抱瓮集》堪称典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书学研究走上了专门化的途程，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近些年来学风浮躁、学术腐败日甚一日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与曹宝麟向往的乾嘉时期朴学兴盛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抱瓮集》于此际出版，意义不同寻常，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还是一种朴学学风和治学方法的示范。曹宝麟对当代书学的贡献，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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