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柳公权法帖，就立即会使人想起《神策军碑》、《玄秘塔碑》，历代书家均认为此二碑乃柳氏书作精品，早已成为历代书家的研究对象，受到后人的顶礼膜拜。而从我所藏的柳公权《九疑山赋》拓本来看，它才是柳氏真正的精品。

    1997年春，我偶然得到一拓本，为柳公权小楷《九疑山赋》，书于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七月，邵建和镌字，保存完好，略有虫蛀。全本12页，每页高19．5cm，宽9．5cm，正文53行，每行11字，最后一行8字，落款及碑名21字，共计60l字，每字约1．5cm见方。其中，第一页“世”字、第二页“民”字因避讳缺笔。第一页“还”字、第二页“之”字、第三字“之”字、第七页“大”字、第八页“夏”字、第十页“之”字、第十一页“大”字共七字微损，但仍不影响辨认，其余字字清晰，锋梭如新，墨色醇穆，拓工精良，镌刻精微，丝毫不减原书神韵，并有朱笔圈点。(见所附照片)

    柳公权(778-865年)一生传世碑帖很多，以《神策军碑》最具代表性，《玄秘塔碑》书于会昌元年，《神策军碑》书于会昌三年，《九疑山赋》书于会昌四年，正是同一时期作品，虽然只比《神策军碑》晚了一年，但其结构更加稳定，用笔更加劲健，点画更加精到，肥瘦得中，血肉俱美；字字用笔一丝不苟，刚健之中含有灵秀之气，可以说是无笔之妙，已经超过了以前诸碑。能得此拓，实是大幸。马上请篆刻家陈培正先生刻了一方“古鄘南马氏传家之宝”钤上。并将斋号改为“九疑斋”。

    欣喜过后，开始困惑，柳氏碑版，我几乎遍览，以前怎不知有此，于是查阅各种资料，均不见记载，问了几位老师，也都不知有此，而一旦获观，皆叹此为柳书第一。一为求证，也为如此美事不能独享，就写了一篇文章《发现柳公权小楷九疑山赋》拓本，发表于1999年6月23日《书法导报》上，也提出了很多疑问，该版编辑杜大伟先生也十分重视，加了编后语：
    “《九疑山赋》的发现为书坛之喜事……至于《九疑山赋》拓本在此刊发，另一目的是希望引起广大碑帖研究者、学者，以及书法爱好者的关注，予以研究探讨。

    如哪位先生发现有关《九疑山赋》的历史记载或知其传闻者，可作文或信函至本版，本版编辑对此深表关注。”却也一直毫无消息。

    之后，我便投入到了该拓的考证工作之中，到河南省博物院，因没有记载，无法鉴定。到北京古籍书店、荣宝斋，也是如此。又到西安碑林博物院，还是如此，令我十分失望。然每到一处，见此拓者，皆为其书法艺术所动，叹为观止，虽然为找不到记载而惋惜，大家的赞赏也让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也增加了信心。我又到过很多图书馆查资料，均一无所获，曾冒昧向启功先生写信求教，也杳无音信。

    根据该文内容，我想到了湖南省文物局，于是写信询问。信转到了九疑山所在地宁远县文物局，该局周九疑先生给我回了信，说在宁远县志中查到了一篇同名文章，署名为“宋天河令黄表卿”，很明显，唐人是不可能书写宋人文章，依此来看，这不是柳公权所书，难道这是后人造伪?可自唐以后楷书已趋向败落，未有人超过唐者，即有人达到如此功力者，也用不着作伪，仅凭此拓即可跻身于一代大师之列；再者黄表卿其人，仅有“宋天河令”，也查不出具体年代；一位老师作了设想：“是否宋天河令黄表卿见到此文，因自己是九疑山人，便随手抄录，又未注明出处，也因此文传颂较少，就被后人误为其文而收入县志。”这种情况在当今书坛也可谓常有，再者，如属后人造假，唐以前有那么多文章，为什么却写宋人文章，岂不是自欺欺人吗?且如属作假，作假后就应当出手，以柳字比金贵的情况，所购者也绝非普通人，就会十分重视，那么就不会没有记载。

    现藏北京图书馆的柳氏《神策军碑》，原石久佚，仅存贾似道藏拓本，且只有上半册，还是解放后从香港重金购回。那么，此拓也是原石久佚，同属孤本之列，且保存完好，一字不缺，当然更应属国宝之列。

    拓本最后一页有朱印五枚，分别为“涵翠轩主”、“传家清玩”、“山阴沈氏”、“刘墉”、“石庵之印”，亦不知真伪?如此传世之作，何以一直没有著录?如此书坛瑰宝怎样才能鉴定?现求教于各位方家前辈，也希望有关部门提供帮助，经过鉴定，如确属国宝，我将捐献给国家，使它有一个良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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